人要是认上了一种死理，你就是摆出再坚硬的逻辑和再多的反面事证也无法把他唤醒——我这里说的是该不该对法官的审判权进行监督的问题。

　　相当一些法学学者，一听到要监督法官就气得跳脚。大约一年前，最高法院就法官的职业行为向社会公布“五个严禁”，鼓励包括案件当事人在内的民众进行举报。著名学者秋风即忧心忡忡地撰文称：“现在的办法很可能鼓励当事人对法官的怀疑和蔑视。”“这样一来，法官的权威、尊严似将不复存在。”一些学者更早就表达过，认为法院在司法改革中试行的“错案追究制”违宪。

　　他们认为，要让掌握了巨大的公权力的人廉洁奉公，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监督他，制约他，让他不敢；另一种是尊重他，崇拜他，让他自重，所谓“良心自治”。“整个社会对待法官，相比于对待行政官员，应给予更多信任，多寻求内部监督之道。”“对法官的约束，整个社会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法官群体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说，“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官僚定律，对于法官无效。

　　这些学者坚持认为“尊重一个人也是约束他的有效办法”，希望民众能够把法官作为“法律的化身”来尊重和崇拜。可是，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把皇上当做天神的化身来崇拜，把直接负责断案的郡县令当做“父母官”、“青天大老爷”来尊重，也没见效果在哪儿。

　　在这些学者看来，司法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够独立地裁判案件”。确实，现实中，有大量的枉法裁决是因为党政机关、党政领导干预、施压，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但这远非全部。法院日常处理的绝大多数案件，是法院本身完全可以独立裁判的，出现枉法裁决，责任推不到别人头上。法官发生腐败，更不能辩解说“是别人把我干预腐败的”或者“因为在现行体制下，法官的权力太小，所以我就腐败了”。

　　这里边的疙瘩就在：“独立审判”之外，还能不能或该不该“加强监督”。“独立”与“监督”本来互不矛盾，却硬被辩成了互不相容，互相取消。只有在强有力监督之下的法官独立审判，才能获得民众信任，不是吗？

　　斯洛伐克“在司法独立后，法官们保留和发扬着一贯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形成了法官阶层紧紧抱成一团，同时与实权阶层和经济寡头等社会精英联盟的局面”——这是南方周末，而不是环球时报曾经刊载过的报道。

　　前天，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被初审判决受贿罪和贪污罪罪名成立，处无期徒刑。按说持以上高论的学者会消停两天，然而并不。昨天就有报纸发表社论省思大法官为何沦为罪犯，仍继续坚持上述说法有理。整篇文章回避“监督”两个字，完全寄希望于“司法人员自爱自重”，“以身作则，谨守分际，以最高道德标准相绳”，又绕回到“司法职业化”和“法官尊严”上去了。

　　这篇不知由哪位学者代撰的社论，“省思”出来的大法官贪腐原因，首先是“按照目前的制度安排，人事管理上，法官长期与普通行政官员混为一谈，其职业独特性———专业、独立、中立、公正反居次位”。该文作者似乎忘了，黄松有正是以“学者型法官”著称，在被双规之后还有论文获专业大奖的，谁曾把他“与普通行政官员混为一谈”？

　　该文“省思”出来的还有一条原因就更胡扯：“我国法官，无论从地位与收入，与一些法治国家法官拥有高薪养廉、严格身份保障与高度社会尊重，似乎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知道，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他们一直把法官作为公务员管理，不同级别的法官薪金参照相应级别公务员薪金而确定。难道这些国家(包括了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至今还都不是“法治国家”？

　　问题是，这种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识的观点，在学界并不“边缘”。去年年初，何兵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与秋风辩论，结果，在他博客上的跟帖，几乎是一边倒的斥骂。我写这篇小稿也怕挨骂，所以声明在先：中国法官脱下大盖帽换穿法袍的新闻，是本人最先获悉线索后安排记者采访并编辑见报的，“反对司法改革”的大帽子戴不到我的头上。(欧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