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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解放前曾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的连襟是著名作家沈从文，他们分别娶了合肥四姐妹的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沈从文跟周有光的教育背景完全不一样，前者是出生于湘西的“乡下人”，接受的是老式教育；后者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就读于洋学堂，到外国生活和学习过。两人很谈得来，但沈从文不喜欢拼音，也不用简化字。

　　与汉字繁简纷争不断相比，周有光参与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获得广泛认可。50多年来，汉语拼音的应用增长惊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信息化时代的工具。

　　20世纪末，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2000万美元，把70万部中文图书，完全改为拼音编目。目前，汉语拼音业已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周有光：汉字是个无底洞

　　“我们提出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来帮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要代替汉字，不是几天功夫，一百年都不行。他们问我要几百年，我说过了五百年再说吧”

　　周有光(口述) 本刊记者/陈晓萍(采写)

　　特约摄影/郝笑天

　　编者按:

　　中国文化向来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但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化精英对传统的反思也有极端之时，譬如对于千年延续下来的汉字。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4月号发表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鲁迅更是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

　　1933年，拉丁化运动在中国出现。运动是由留学苏联的瞿秋白发起的。受苏联拉丁化新文字的影响，瞿秋白等人提出中国方言拉丁化，这个新文字运动蔓延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与汉语拼音方案同时进行的，还有以扫盲为目标的简化汉字运动。

　　不过，在文字改革中诞生的汉语拼音方案，只是认字的辅助工具，毛泽东的预想并没有付诸现实。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完全没有提毛泽东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被解读为中国政府正式放弃汉语拼音文字化的政策。

　　进入信息社会的汉字并未在新时代被消灭。信息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证明，汉字由于字数众多，反而比字母文字更为高效， 具有更高的输入和阅读效率。

　　而义务制教育的普及，标志着利用简化汉字大规模扫盲的历史任务终结。各种智能化的输入法的出现，则使得繁简体汉字具有相同的输入速度。电脑显示技术的进步，更提高了屏幕的显示精度，无论繁简汉字，都能被清晰辨认。曾经针锋相对的繁简之争，其分歧正被技术逐步弥合。

　　如今，曾在中国大陆强力推行的文字改革，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汉字拼音化尝试寿终正寝，而简化汉字运动则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转折。

　　2009年的最后一天，在北京后拐棒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居民小楼房里，再有两周就满105岁的周有光住在里面。他是汉语拼音的设计者。从最开始的字母爱好者，到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老人见证了汉语拼音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字母在中国与汉字相伴的历程。

　　小小的书房里，坐在一张褪漆的旧书桌前，周有光收起他的打字机——1983年，日本一家公司按照周有光的理论，研制出以拼音的方式将汉字输入电脑的软件。为了表示感谢，这家公司专门送给周有光一台打字机。正是利用这台打字机，年逾百岁的老人在2009年末尾完成了新书《朝闻道集》。他在书中密切关注着全球新变化，除对历史事实进行理性探讨，比如对苏联解体、不丹王国的民主化发表感想，还包括“语文探新”。周有光对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变化进行了预测，他认为21世纪，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

　　腾空桌子，戴上助听器，偶尔借助纸和笔，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亲历的文字改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