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版权属《国际先驱导报》，任何媒体若需转载，务必经该报许可。)

　　“有的中国官员不接受媒体提问，有的中国官员不许记者的提问超出采访提纲，这给国外造成一个什么印象？中国人怕‘乱来’，怕‘出事’”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一场《吴建民外交作品系列》新闻发布会，更像是一场吴建民答记者问。

　　1月11日下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这位前驻法大使的开场白不到30分钟，余下的60多分钟里便顾不上谈作品本身，而是为一个接一个的记者提问释疑解惑。

　　“中国外交是软还是硬”、“现在可不可以说‘中国不高兴’”、“国际形势还将如何变幻”……吴建民耐心地强调，对已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而言，繁荣与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其中，繁荣是统一的基础，“我们的根本还是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回答问题时，吴建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提问记者。用这位现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自己的话说，这是习惯，也是从周总理那里继承的外交礼仪。

　　中国已走到世界舞台中心

　　这一礼仪在吴建民看来非常重要：它象征着平等，以及不卑不亢。他的“忘年交”——主持新闻发布会的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解释道，外交真正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将心比心。因此，在处于世界大变化的今日中国，也许更需要理解“沟通”的内涵。

　　过去的一年间，吴建民亲眼见证了世界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关注。他在新书《世界大变化》里预测世界新格局轮廓呈现，他说，和平、发展、合作的势头正在增强，而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正在减弱。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西方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关于“2010年的国际形势最大看点”的提问时，吴建民表示，世界和中国如何在这种格局和位置变化中找到自己的平衡、适应这种变化，将是2010年最大的看点。此外，他还预测，由于去年年底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因此今年移师墨西哥的气候变化谈判也将成为一个焦点。而朝核问题、伊朗问题、中东问题等去年热点问题如何发展，新兴国家又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怎样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

　　吴建民强调：“评价去年的国际形势时，我选用了一个‘新’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　　

　　中国官员“八股文”要不得

　　吴建民以其在中欧交往中的一次经历，来说明中国及中国人还需为崛起的大国角色做更多的准备。

　　他出席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时，被一名欧洲学者问道：“中国崛起了，中国人的心态怎么样？”吴建民告诉他，中国人既看到了发展中的困难，也对未来很有信心。“那你们欧洲人怎么看中国呢？”吴建民反问道，出乎他意料的是，欧洲朋友用“害怕”形容了中国崛起：“你们太大，你们的增长势头太猛，你们和我们不一样。”

　　这说明，地理位置遥远的中欧，心理距离同样遥远；也说明，中国还没有向世界完整地说明自己。

　　吴建民不止一次在外事活动中，看到部分中国官员“封闭”的一面。“中国人会交流的太少。”他感慨道。有的中国官员不接受媒体提问；有的中国官员要提前准备答案，不许记者的提问超出采访提纲；还有的中国官员甚至不具备“直视对方”的基本礼仪。

　　“这给国外造成一个什么印象？中国人怕‘乱来’，怕‘出事’。”吴建民说，一旦这形成一种习惯，便会成为中外交流的阻隔。

　　除了“不敢说话”，吴建民还发现，中国的一些官员“不会说话”，最典型的表现便是“讲话拖沓、言之无物、套话连篇”。为此，他特意提出“八股文”要不得。他说，自己在联合国听过很多人演讲，短句子是有生命力的。比如，“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了三个‘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立即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中国要习惯被评头论足

　　吴建民透露，他正在和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一起筹备下一本新书。起初，新书名为“交流改变人生”，后来两位外交官转念提笔，改成了“交流使生活更美好”。

　　“人与人交流如此，国与国交流也如此。”白岩松评价说。而吴建民同时提醒道：“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还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将会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中国威胁论’可能将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最新的证据是，新年之际，有外国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中国虽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也有采用各种手段颠覆美国等发达国家领导地位的可能性。

　　“我认为，中国人对外界的评价应该有平常心。讲我好，不必趾高气扬，讲不好，我也对未来有信心。”吴建民说，他赞成中国人民应当有一种谦虚、自信、理性和包容的心态，既摆事实、讲道理，也接受世界上的多样性。

　　与此同时，他建议“走到世界中心”的中国能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下，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第一是和平，中国能否考虑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更大的支持；第二是发展，我们能不能考虑在促进世界发展方面采取一些更加有力的行动；第三是应对气候变化，能不能多做一点是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