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乡：校园踩踏事件

　　2009年12月7日晚10时许，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学校育才中学发生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踩踏事件，造成8名学生遇难，26人受伤。8日晨，湘乡市作出决定，免除朱清华教育局党委副书记职务，按程序免除其教育局局长职务，并在查清事故的基础上，追究其他人员的责任。

　　给汹涌的民意一条安全通道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吴佶

　　3年前的2006年11月18日晚，江西都昌县土塘中学发生校园踩踏事件，6人死亡，39人受伤。但是，三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校园，依然是踩踏，留下的依然是无尽的悲伤和无奈。相较三年前的“江西踩踏事件”第三天开始赔偿，之后开始对官员问责，本次的“湖南踩踏事件”的进步不可谓不快。12月7日发生的事故，8日一早湘乡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朱清华就被“火线免职”了，三个校方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可以说大多数民众在看到报道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了初步处理结果。直到第四日，死亡学生家长签署了赔偿书，事件告一段落。虽然有谣传称政府隐瞒了死亡人数，但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已经不成气候了。

　　可以说整个事件的危机公关中最关键的两步棋就是“撤职”和“赔偿”。对朱清华的“就地解职”可谓是“稳、准、狠”，直接切入关键点，让群众迅速“息怒”。关于遇难学生赔偿问题，而在第一轮赔偿方案没有得到遇害学生家属认可的情况下，按照城乡一个赔偿标准、赔偿标准上就高不就低、伤者全部免费治疗的原则，地方政府改变了以往政府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惯例，让家长们在第二天就接受了“快速赔偿”方案。事件在发生后第五天接近了尾声。我们可以看到，湘乡市政府抓住了处理群体性事件两点要害：第一，找准相关责任人，绝不姑息；第二，火速提出赔偿方案，把受害群众的不满压制在初始阶段。

　　可以说，此次“湖南踩踏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杜绝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快速处理样本，告诉了我们寻找已久的“关键点”。当然，这是在抛开生命悲悯的前提下进行的纯理性分析，毕竟在面对无助的学生和家长时，我们的任何善后手段都无法挽救孩子们的生命。

　　特邀嘉宾方可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专栏作家)

　　狭窄的楼梯，昏暗的灯光，汹涌的人流，在这样恶劣的通行环境下，一名学生的摔倒就能引发8人罹难、26人受伤的惨剧。发生在湖南校园的这起踩踏事件不仅为校园安全敲响了警钟，更成为政府应对民意的镜鉴——很多时候，民意就像那汹涌的人流，如果不能给予一条良好的疏通道路，那么一点点小意外便可能引发巨大的事件。

　　在踩踏事件引发的民意面前，湖南湘乡政府迅速采取了包括免职官员、赔偿家属在内的应急措施，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灭火”的作用。然而，这种“临时性”的应对措施就好像在拥挤的楼梯道里打开了一盏应急灯，虽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危险，但却并不能治本。在这桩踩踏事件的处理中，政府信息不透明、公民和舆论难以有效监督等顽疾并没有改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死亡人数问责和政府信任危机。

　　要避免踩踏事件的发生，就必须拓宽楼梯，完善安全措施，加强安全教育；要避免民意发生“踩踏”，就必须从机制上进行改革，公开政府信息，诚意接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给民意一条疏通的道路。

　　广东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

　　2009年9月，广州番禺居民从媒体、网络等民间渠道得知当地要建垃圾焚烧厂。10月25日下午，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10月30日，番禺区政府召开了解释垃圾焚烧疑问的新闻发布会，但在这次会上出现的四位专家后来广受网友诟病。此后，围绕事件出现政府和附近居民的强烈争议，12月10日，番禺区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选址全民讨论。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应邀与反对垃圾焚烧的业主座谈。

　　墙，推倒了就是桥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何新田

　　自2009年9月开始爆发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最终以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亲往丽江花园，与反对垃圾焚烧的业主座谈并表示暂停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收场。在官民对话中双方最终达成了垃圾分类的共识，当地公众的环保意识也被充分激发了出来。

　　事件中，众多楼盘小区居民们自发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发出抗议声音，有网友将该事件改编成歌曲《番禺欢迎你》。11月23日，广州市城管委接待日里官民双方的克制尤其是民众的理性维权行动值得赞赏。12月10日，番禺区政府提出垃圾处理方式和选址将重新讨论和论证。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新时期日渐成熟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而且还看到了一个官民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成长的曙光。

　　2010年1月7日，番禺区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了垃圾分类试点方案的修改内容，新增6个垃圾分类试点。方案对相关各方在垃圾分类各个环节的职责进行了明确。整场事件中民众的理性维权与政府的灵活应对不仅使得番禺事件成为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也让番禺在破解中国垃圾围城危机探索生态文明城市新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

　　整个事态的应对过程再一次印证了对话沟通的力量，官与民之间的那堵墙，推倒了之后就是一条通向未来的桥梁。如果当地领导从一开始决策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时就及时征询民意的话，番禺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特邀嘉宾笑蜀(南方周末评论员)

　　番禺反垃圾焚烧的第一个特点是不激进。它所提出的口号，它所使用的手段，都是非常克制的，都局限在体制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不会吓着谁，既不会吓着庙堂，也不会吓着普罗。对庙堂而言，番禺业主的要求不过分，不是故意刁难，不是与庙堂为敌，所以不好断然拒绝；对普罗来说，这样的维权成本似乎并不高，自己也投入进去，生活不会受到影响。这是番禺维权的一个重要经验，即不能因为维权，因为目的高尚，就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就可以陈义很高，而罔顾普通人对安定生活的追求——追求安定是人的生命本能，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愿意付出自己的整个正常生活都被打乱的代价。所以，维权门槛要低，低到普通人能够承受的程度。

　　番禺反垃圾焚烧的第二个特点是无组织，有默契。维权门槛低，就有大量普通人涌进来，并充分发挥潜能。所以整个维权进程中，不存在也不需要什么意见领袖，都是一些平常不起眼的普通人在起关键作用。而这些起关键作用的普通人之间，也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惟一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只是他们精神上的默契。他们都是自觉地，自动地，自发地行动。但因为默契的天然存在，这些分散的行动，总是能够起到客观上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的作用，总是能够形成最大合力。

　　番禺反垃圾焚烧的第三个特点，是就地维权，在职业伦理范畴内，最大限度地起作用。这方面最大的亮点显然是广州的媒体人。没有广泛的媒体介入，番禺反垃圾焚烧是很难成为公共事件的。而广州的媒体环境虽然比其他地区的媒体环境稍稍宽松，但大的格局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广州媒体人的职业冲动，各自为战地充分调度全国范围的媒体资源，番禺反垃圾焚烧就不可能从一个地方事件上升为全国性的公共事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公共资源涌入，也就很难与地方权贵力量抗衡。

　　克制，理性，不冒险，不越界，不绑架公共秩序。但是坚韧，不放过每一寸体制空间，不错过每一次机会，并且把所有体制空间和机会都放大到极限，这样点滴地推动，或许是番禺反垃圾焚烧能够小有斩获的奥秘所在。这揭示了公民维权的一个可行的路径，堪为当下中国公民维权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