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说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诉讼主体、海牙公约这些词，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赢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说：“要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

　　二审再次败诉。这位倔强的老人用土语嚷道：“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

　　在日本，老人并非一无所获。她收获了好心人送来的樱花糯米饼，还收到一根轻便的桃木拐杖。拐杖是一位95岁的老太太送的，老太太一直使用这根拐杖很多年，她希望这根幸运的拐杖能给陈金玉带来长寿，能看到胜诉的那一天。

　　可只有这位八旬老人自己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随着身体越来越差，她甚至害怕出门，担心一走远就再也回不了家。

　　从日本返回海口的当晚，由于广州大雨导致老人乘坐的航班备降珠海，待航班飞到广州时已经是深夜12点。航空公司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愿意为她安排免费食宿，可老人执意要回海口。她说，自己“只想回家，再晚也得回家”。航空公司不得不让她乘坐最后一个航班回到了海南。

　　老人如此惦念自己的家，其实在很多人眼里，那简直不像一个家。两间矮小的破黑屋，没有一扇窗子，屋里唯一称得上电器的，是5瓦的灯泡。屋里唯一能看到色彩鲜艳的东西，是陈金玉20多年前为自己织的一条麻布筒裙，筒裙红、绿、黄的线条相间成图案，只有在节日，老人才会穿上它。

　　小屋前摆放着老人的棺材，因为没有油漆，又经十多年的风雨侵蚀，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儿子文大英认为，那只是普通的木材所制，可母亲非要说是上等的木材，是黄花梨。

　　就这个话题，母子俩可以争论上10多分钟，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争论时，他们都面带微笑，似乎并不在意结论如何。那时候，儿子觉得这个“弯得像把尺子”的母亲更像一个孩童。

　　偶尔，老人也会看着棺材，伤感地自言自语：“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了。”

　　在老人的一生中，相伴她最久的除了那些伤疤，就是一只镯子了。

　　有人夸她：“你手上的银镯子很漂亮嘛！”这时，她会掩住嘴角笑出声来说：“哪里是什么银镯子呦，是铝的。”

　　她说：“这个镯子是20多年前，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取下废弃的暖水瓶上的铝，我给它弯成了一个镯子，老伴帮着打磨光滑，一直戴到了现在。”

　　在老人眼里，已经离世10多年的老伴，是她一生中最亲的人。“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尽管知道她的那段经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难听的话。丈夫是个草药郎中，每次到外村看病，都不忘给她带瓶小酒。

　　说起往事，老人像小姑娘一样有些害羞，右手拉扯着一件紫色的旧毛衣。

　　正是这件毛衣又惹起了陈金玉的伤感，当着众人的面，她泪流满面，像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孩童。紫色毛衣是20年前一位亲戚送给陈金玉的，那位亲戚前几年去世的时候，陈金玉甚至买不起纸钱送那位亲戚一程。

　　但5个儿女也毫无办法。他们也很贫穷。儿女们能提供的只有可供温饱的稻米和一点点买菜的零用钱。

　　哭完了，再提起其他的话题，陈金玉又开始有说有笑了。

　　在儿子文大英的眼里，母亲是个极会享受生活的人。“妈每天4点多就起床了，现在是冬天，她会先烤烤火，然后做自己最喜欢吃的饭菜，把粥煮得烂烂的，野生茄子炒出来也没有一点点苦味。”

　　文大英说，身体好时，她在小屋前纺棉花，做筒裙，晒萝卜干，每天下午4点多，她就会自己抱着一小捆柴火，烧上热水，慢慢擦洗自己的身体，然后舒舒服服躺下睡觉。

　　当然，“日本娘”的称呼还是会时不时从她家门口飘过。她说，这么多年来，甚至路边的小孩都为此奚落她。有人嘲讽她：“以前干过那样的事，干吗不干脆嫁给日本人，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为此，陈金玉从不愿意去邻里家串门，她受不了邻居们偶尔暴露出来的异样眼光，也受不了有时无话可说的冷场。

　　最让她难过的是，自己的孙辈也这样看。有一次，她的孙女对她说，不应该站出来去指控日军的种种暴行，更不应该把自己过去的事情再拿出来给别人说。

　　这位天性乐观的老人，如今爱上了看电视。偶尔，她会乐颠颠地去一个有小彩电的孙子家待会儿，她听不懂电视里的话，可她很喜欢“花花绿绿”的色彩，但很快，她的眼睛就会疼，簌簌地掉泪，她感叹自己“实在太老了”。

　　只有跟5岁的重孙在一起，她才会忘掉自己的年龄。她弓着腰，跟着小屁孩，一丝不苟地学说普通话“吃饭”、“你好”。 (记者 任明超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