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其中就包括那几位赫赫有名的贪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这组数字，出自不久前商务部的一项调查。

　　然而，关于贪官外逃的数字，这还不是最让人瞠目的。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來，近两万贪官外逃，携带金额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专项资金等。

　　再早，据多家媒体报道称，仅2003年上半年，就有8000名贪官外逃。

　　不管是哪一个数字，都足以证明，外逃贪官已成国家肌体上巨大的吸血蛀虫，为百姓深恶痛绝。他们席卷走的巨额资产，与我国一年的财政性教育资金投入大体相当。如果按照这些数字的上限算，甚至直逼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贪婪吸金的外逃贪官们，造成的大大小小官场“地震”，带来的不光是经济损失，更触目惊心的，是同样巨大的精神损失和严重的信任危机。

　　基于此，这个堪称国家之耻的丑恶现象，已成党和国家反腐反贪的重要领域。

　　2003年12月，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温家宝总理说，此举“有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

　　2007年，中国《反洗钱法》生效，曾被称为是一部终结贪官外逃的法律；

　　不久前，中纪委官员称，我国目前已建立防范违法官员外逃机制，形成惩防体系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合力。亦有数字为证：全国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近三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了49.0%、45.5%和37.6%。200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办公款出国(境)旅游案件103件，涉案人数319人，追缴涉案金额537.1万元。

　　然而，外逃贪官的脚步还相当急促和频繁，对他们还需要继续当头棒喝。

　　首先，上述由于口径不同、调查机构不同而出现反差颇为悬殊的贪官外逃数字，就说明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统计还不够科学严密，不够公开透明。如果我们连“蛀虫”的数量、危害的大小，都没弄清楚，灭“虫”又如何做到稳、准、狠？

　　其次，党纪与国法的携手还需要更加默契。像浙江省温州市原市委常委、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等人在境外的“滞留不归”，其“路径”如出一辙：被党的纪检部门发现问题着手调查，司法程序却未同步启动，法律无法介入，只能眼睁睁地任由贪官“合法”出境，逃之夭夭。

　　再次，是加强反贪腐的国际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让贪官在全球范围内成惊弓之鸟，寝食难安。

　　还有更重要的，是扎紧制度的篱笆，让贪官难贪，贪了难逃。如深圳新规，凡“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能当一把手。这一招堪称杀手锏，封杀了企图外逃贪官的仕进之途与“裸奔”之途。

　　要终结贪官外逃，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一仗非打不可，非打赢不可。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