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户籍坚冰对城市化进程意味什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允许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转为城镇户口。

　　长期以来，城镇户籍都是老百姓享受教育、医疗、廉租房、社会保障等城镇公共服务的前提。然而，原有的城镇户籍制度让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望而却步，阻碍了城镇化进程。打破户籍坚冰，加快城镇化步伐，对中国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年来，对于很多进城打工的人来说，拥有一个城市户口，享受城里人在养老、就学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对于来自河南林州的王迷金来说，户口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孩子的学业，王迷金今年四十岁，在天津打了二十年工，他的女儿王茹小学毕业后来到天津，在一所初中借读，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还曾经被评为市级的优秀学生，然而去年夏天，王茹却突然提出要退学。

　　王茹：“就是那时候，分班的时候，8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它(学校)是说年级前70名都可以分成两个班，差不多一个班35个人，我那时候考的是年级27名，进去实验班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就因为户口没进去，感觉到就是周围同学就是说学习跟我差不多，甚至有比我差的都进去好班了，那时候感觉心里特不是滋味。”

　　虽然感觉到委屈，但王茹最后却只能面对现实。这件事让王迷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户口的重要性，如今王茹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学校老师已经再三提醒王迷金，再不解决户口王茹就不能参加中考。

　　“没有别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假如说在这边买不上房子，说白了，再回我们老家考试，因为它这个书本都不一样，你像天津这个书本是人教版，跟我们河南那个书本知识都不一样，回家那恐怕考高中70%的没戏。”

　　王迷金说，自己在天津打工20年，参加过很多重点工程的建设，还曾经上过当地的报纸，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自己是外地人的现实。

　　同很多人一样，黄晓燕也曾经是个外乡人，拥有成都市户口一直是她的一个梦想。

　　黄晓燕：“我们不想让她和我们一样走弯路。”

　　记者：“什么样的弯路？”

　　黄晓燕：“比如说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大城市这样一条弯路，然后让她在这种环境下受到更好的熏陶。”

　　黄晓燕来自农村，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别让她吃了不少苦，她希望女儿不再像她一样走很多弯路。

　　记者：“成都户口很重要吗？”

　　黄晓燕女儿：“有时候重要有时候不重要。”

　　记者：“什么时候重要？”

　　黄晓燕女儿：“交借读费的时候重要。”

　　20世纪初，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也曾历经艰难转型：大量的农民走出乡村，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但是却无法获得和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而今天，工业化的先行者已经走过这片沼泽。乡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差异已经不大。然而，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工业化的后来者，还在不能回避的失衡之中探索、跋涉。

　　“我就想中国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业户口，并不是非农业的人就比农业户口的人高一等，都是人，在人格上都是相等的，没有什么差别我认为，只不过是出生的地方不同而已。”

　　胡星斗：“的确是，户籍制度改革，如果严重的滞后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会对和谐社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因为大量的是外来人口，他不能够融入城市，受到某种歧视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特别是现在一些青少年，由于长期他不能够融入这个城市，结果就导致他在某个城市不能够上高中，不能够考大学等等，他慢慢造成了一种对城市的一种仇恨的心理，或者至少对他稚嫩的心灵造成了创伤。”

　　户籍壁垒对在上海就业的外地人才带来了不少困惑,也成了当地企业人员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赵雪林：“外地的人来上海有所贡献,按道理说,要比一般的中级职称的人,我觉得应该比他们要大,因为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包括税收,等等一些方面的。

　　成立于1992年7月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园区，目前，园区内聚积着13万各类人才，除了少部分顶尖人才在引进的同时解决其户口问题之外，这其中有50%多的人才都在面临落户问题。

　　殷宏：“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可能说全世界范围里都能找到一些工作，那么他们愿意留在上海工作，实际上对上海是有巨大的这个贡献。”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由农业走向工业时代的时候，大都经历了农弱工强、城乡失衡的转变过程。今天，英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6%，美国为3.9%，加拿大为6.7%，法国为10%，农民已转化为“农业工人”，农场转化为企业，乡村和城市的划分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意义。而中国面对的现实国情是：农业占GDP的比重 已经下降到11.3%的同时，农民仍然占到总人口比重的大半。一个拥有7亿2千万农业人口的大国，如何完成转型，走上城乡均衡发展的道路，是中国正在破解的一道世界级难题。

　　胡星斗：“为了拯救经济上的困难，我们也应当打破户籍的坚冰，你把它叫坚冰也可以，你把它叫做这么一道铁门也行，目前是有条件打破的，而且各个地方政府也有积极性的，因为它要解决这种投资不足的问题，房地产过剩这样的一些问题，地方政府有进行户籍改革的积极性，下面我认为要做的就是中央政府在推上一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8年的45.7%，累计提高27.8个百分点，但是2004年以来城镇化率的上升幅度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农民工进城的边际收益递减，制度性因素对城镇化的制约也开始凸现；另一方面，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城镇化进程的放缓。

　　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经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今天这个命题跨越世纪的门槛，正摆在中国的面前。

　　温家宝：“由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在大城市我们还要考虑大城市的承载能力，而首要的是要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镇安家落户。”

　　表面上看起来，户籍制度改革等等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政策措施似乎和促进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有经济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按照我们国家的人口规模，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大约有2000万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他们的居住、生活、就学、就业，都会创造巨大的经济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不仅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巨大的经济工程，它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还能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扩大消费，可谓一举多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握住城镇化进程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历史机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