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在当地一酒店大摆筵席，庆祝乔迁之喜，上千人排队送红包——来自12月26《南方日报》的报道说，据传宴会用酒为近3000元一瓶的洋酒，公安局内部人士称一些赌场和娱乐场所老板也收到了邀请。记者调查发现，陈副局长的“5层楼别墅占地近200平方米”，“地价和建筑成本之和应该不会低于100万”。

　　一个县级市的公安局副局长，级别不过副科，却能坐拥价值百万的豪宅、大摆千人豪宴，其间身份与排场、收入与装备之间形成的反差巨大，难怪有人说“豪宴加豪宅实际上就是一份举报信”。

　　媒体通过举报而形成舆论监督和反腐的强大推动力，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乏成功案例。如去年的周久耕“天价香烟门”事件，今年最新发生的女检察长“豪车门”事件。从天价烟和豪车里能揪出腐败官员，那么，豪宴加豪宅是否也可以成为一封成功的举报信，同样让人拭目以待。

　　从媒体对官员“天价烟”、“豪车”、“豪宴”和“豪宅”事件的曝光，再到有关部门的跟进与回应，不难发现，即便这些举报最终都是成功的，却让人难以得到宽慰，甚至频生一种失落感：为什么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总要等着媒体来曝光和揭发？

　　同时人们还担心：这样一种现实，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腐败现象不仅存在，而且其“生存率”依然较高。所以，真正让我们关注和期待的，并不是多少个“豪×”背后的腐败者能被成功举报并查处，而是我们能否建构一种让“周久耕”们不再层出不穷，使任何人均不能、不敢腐败的制度生态和法治环境。（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