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并非总是绞尽脑汁要把犯罪嫌疑人“往重罪里推”，他们是根据实际案情制定公诉目标的。“例如，在某些案件中，检方长时间无法举出关键性铁证，而犯罪嫌疑人却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一年半载，按理说，法院此时可判无罪释放。但判无罪释放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公、检方的有关办案人员将因此承受极大的压力。法官平衡各方利益，往往判个一年半载——实际上相当于当庭释放。大家心平气和、皆大欢喜。”

　　在美国，法庭上更是允许存在合法的“交易”，人称“辩诉交易”。检方光明正大地告诉犯罪嫌疑人：“你现在涉嫌三项罪名，如果你主动招认其中一项，其他两项就免了。”

　　为什么给坏人辩护？

　　不少刑辩律师告诉记者，与“三难”等工作上的不顺相比，民间对刑辩工作的缺乏了解，才是他们职业荣耀感低落的主要原因。与“捞人”、“捞钱”等贬义词类似，社会上对刑辩律师还有诸如“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等低下的评价。

　　谈及刑辩律师的职业形象问题，许昔龙有件不得不说的、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天，邻居遇上许昔龙时问他：“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叫许昔龙的律师给一个罪犯辩护，是不是你？”许昔龙回答“是我”。

　　邻居脸色骤变：“那些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啊，你为什么给坏人辩护？”许昔龙向他解释：“‘坏人’也有辩护权呀，辩护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可邻居就是无法接受许昔龙的解释。

　　赵运恒向记者透露了他与当事人之间的磨合：“有时候，当事人要求我做无罪辩护，根据案情，我建议做罪轻辩护，当事人有可能同意，也有可能不同意。如果不同意，我多半得顺着他的要求去辩护，因为，律师是受雇于当事人的，得对当事人负责。”

　　“极端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控犯有甲罪，辩护律师调查发现他的当事人除此之外，还犯有公、检双方所不知的乙罪。这时候律师该怎么办？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不仅没有义务举报当事人的罪行，甚至有相反的义务——有义务不举报当事人的罪行。否则，当事人将不再信任律师。只有基于以委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我们的司法制度才能正常运转。”

　　转向民事诉讼成趋势

　　在此次重庆“扫黑”风暴中，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落马(并在羁押期间上吊自杀)，重庆女律师胡燕瑜随之落马。根据目前披露的情况，胡燕瑜与乌小青关系非同一般。

　　某北京律师告诉记者，他早前曾与胡燕瑜有过一面之缘，人们在向他介绍胡燕瑜时是这样说的，“她是大律师，一个案子赚了4000万元。”

　　“我当时心想，一个案子赚4000万元？她是律师吗？商人做生意才有可能一次性赚这么多钱。”这位律师当时心想。果不其然，胡燕瑜翻了船。

　　这位律师对当时在场同行们的羡慕神情记忆犹新，他叹息道：“现在很多律师都以挣钱的多少来衡量‘大律师’、‘小律师’。这种价值观的扭曲，是导致这个行业存在顽疾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记者了解，同等业务水准的刑辩律师与民商事律师、非诉讼业务律师相比，收入要低许多，“差好几倍”。兴趣，是刑辩律师当初选择这一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不少刑辩律师向记者坦言：如果能够时光倒流、重新选择，我肯定不再做刑辩了。风险大，麻烦多，回报少，人太累。“目前，律师界存在刑辩律师转向民商事诉讼和非诉讼领域的趋势。”

　　律师费为何有150万？

　　案发后“捞钱”指责不断

　　李庄在龚刚模一案中收取的150万元律师费更是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的讨论——律师费缘何如此昂贵？

　　记者在北京了解到，北京市司法部门与物价部门并未就律师刑事辩护的收费设置上限。

　　而在重庆方面，对律师收费上限的硬性规定也已于2006年12月1日废止，转而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吴家友“私收律师费”的行为正是违反了此规定。

　　记者拿到了一份龚云飞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协议约定，代理权限包括：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和法律顾问。代理费：150万元。有知情者告诉记者：“据我所知，这150万元还包括处理龚刚模公司资产的酬劳。”

　　而这150万元也不可能全部落入李庄的腰包。首先，这笔钱需要纳税；其次，除了李庄，康达律所还指派了马晓军律师与其搭档。此外，李庄作为合伙人，需要从代理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份子钱”，以供律所维持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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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著名刑辩律师

　　因诈骗罪被判11年

　　2008年5月21日，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法院判决认定广州著名律师马克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0万元。马克东提起上诉，但二审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马克东在2001年代理涉黑人员宋鹏飞、赵文刚等人涉嫌故意伤害案时，“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等手段，两次共骗取赵文刚人民币100万元。”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也高度关注，召开专题会议，并邀请刑法专家进行论证。专家们出具的论证意见书认为：马克东的执业中确实存在律师费未入账、声称与法官有关系可以帮助协调等违规行为，但其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008年7月23日，来自广州、深圳的253名律师联名“上书”，向全国人大和司法部提请“关注马克东案，保障中国律师的命运和执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