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人”？“捞钱”？“造假”？“教唆”？ 律师犯案引发种种议论让中国刑辩律师形象跌至谷底

　　12月30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将在重庆市江北法院开庭审理。李庄案发生后，“捞人”、“捞钱”、“造假”、“威胁”、“教唆”、“炫耀”等形容他这个“无良律师”的贬义词见诸报端。

　　在重庆“扫黑”风暴中遭受类似舆论谴责的刑事辩护律师绝不只是身陷囹圄的李庄，素以为农民工维权而深受各界好评的“民工律师”周立太，他此番因给开县老乡——“米老鼠”李义辩护而名声直落千丈，甚至被网友冠以“黑老大的狗头军师”的称号。

　　毋庸置疑，刑辩律师的职业形象已经跌至谷底。刑辩律师究竟是个怎样的职业？他们正经历着怎样的“红”与“黑”？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来到了中国的法律中心——北京，试图绘出一幅中国刑辩律师的群体素描。

　　素以帮助农民工维权而出名的“民工律师”周立太对“黑老大的狗头军师”这一侮辱性称谓带给自己的压力与不快。因为给“米老鼠”辩护，他多少年如一日为弱势群体做的善事，仿佛都被人们“选择性遗忘”得一干二净。人们只记得：他给“黑社会老大”辩护。而据周立太自己透露，他接手这个案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事人的岳父与他相熟，律师费仅为5000元。

　　刑辩：高危的行业？

　　上周二上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昔龙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头一天，他刚“朝去夕回”地去了趟东北，会见身陷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虽然有些疲惫，但没完没了的工作让许昔龙必须不停地奔走、不停地思考，他正在代理的案件，包括“黄光裕系列案”。作为温州人，已经从事了7年刑辩工作的许昔龙在“全民皆商”的家族中是个“异类”。

　　李庄案发当天，许昔龙凑巧在重庆，他第一时间听说了北京同行“出事”的消息。案发后，有法律界人士惊呼“刑辩律师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职业”，许昔龙的同事、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运恒便持这种观点，许昔龙却不这么看。

　　赵运恒认为，工作性质决定了刑辩律师的风险系数偏高。“某些刑事案件掺杂有政治、‘民意’等法外因素，比如，为高官辩护、‘扫黑’都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一旦刑辩律师逞书生意气，把事态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法律问题’，就有可能出现意外。”

　　抱着“捞人”心态找律师

　　许昔龙的视角有所不同：“任何职业都有底线，不守住底线，任何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可能出事。法官安全吗？上到黄松有，下到普通法官，一年下来，出事的有多少？刑辩律师出事的概率，就真的要高于公务员吗？”

　　这几天，“捞钱”、“捞人”之类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许昔龙的视线里，他的内心泛起一阵悲凉。与此同时，“底线”一词也反复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李庄案的真相，法院还没判，谁都说不准。但有些报道有失公允、以偏概全，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职业形象。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舆论？不可能完全是无中生有吧？”许昔龙自省道。

　　“业内的确有‘捞钱’、‘捞人’的律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是抱着‘捞人’的心态找律师的。”许昔龙直率地说。从业7年以来，许昔龙已经记不清具体代理过多少起刑事案件了，但有一点他很确信：有相当部分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找到他，都是假定他“有能力捞人”。也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家属，是冲着他的业务水平登门求助的。

　　在大多数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看来，判断律师“好坏”的标准，主要是律师的关系网是否足够广，业务水平反倒是次要的。为了铁窗内的亲人能够少吃苦甚至不吃苦，有的家属在签订委托协议之前，要求许昔龙承诺结果。“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案子大概会怎么判？如果要判3年，你能不能争取到只判1年？如果要判1年，你能不能争取到无罪？”

　　面对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种普遍心态，许昔龙很无奈，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解释：律师业是服务业，律师提供的是法律服务的过程，而非“公关”和审判结果。律师可以根据法律知识预料结果，但无法、也不应承诺审判结果。“我无法给你承诺，你认为我行，就委托我；认为我不行，就另找他人吧。”

　　许昔龙此言一出，许多犯罪嫌疑人家属扭头就走，他们只相信“关系”，他们要找的是“神通广大的律师”。但事实上，所谓的“关系”，未必靠谱。

　　“三难”让刑辩律师无奈

　　记者发现，就刑辩律师是否真的高危，业内观点不一。但“履职不畅”，已经成为刑辩律师们对自身工作现状的普遍抱怨，这集中表现在刑辩律师会见当事人难、查阅卷宗难和调查取证难这“三难”问题上，“《律师法》没有真正得到贯彻”。

　　2007年颁布实施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但接受记者采访的刑辩律师们普遍反映，在某些地区，当地侦查机关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律师人数必须在两人以上；会见过程中，常有警察陪同；证件齐全，会见当事人也仍需经有关领导批准，有时迟迟无法获批，导致无法会见。

　　接受记者采访的刑辩律师们一致认为，《律师法》的“见首不见尾”，是导致其流于文字、失于贯彻的主要原因。“一条完整有效的法条，必须有后果性规定作后缀，得规定有关方面违反这条规定将承受什么后果。但《律师法》只规定了律师有会见权，却没有规定侦查机关侵犯律师的会见权将承受怎样的后果。这样的法律规定，几乎等同于没有规定。”

　　与公检法双向互动

　　赵运恒认为，因为两点理由，某种意义上刑辩律师是公安机关“天然不欢迎”的人。

　　首先，律师的介入，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底气”。一旦刑辩律师介入，客观上就能给犯罪嫌疑人壮胆。律师通常会设法缓解犯罪嫌疑人的紧张情绪：“想开点，你的行为有可能不构成犯罪。”这便给公安机关的审讯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律师的介入，将使公、检双方受到专业知识方面的挑战，平添一只“拦路虎”。“如果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和法律辩护，最终说服法官判犯罪嫌疑人轻罪甚至无罪，公、检的面子可能就会挂不住——历尽千辛万苦逮到的人竟然无罪？这涉及办案人员的绩效考核。”

　　当然，刑辩律师并不总是公安机关的“敌人”，他们之间有时又会出现愉快的合作，例如，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发现了公安机关此前没有发现的新线索后，可以向公安机关汇报，这有助于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