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推进程度如何?

　　审批项目能否真正取消关系改革成败

　　“能不能进一步增强服务功能是考验深圳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广东省社科院丁力教授如是表示。

　　这次改革共取消、调整、转移284项职责及行政审批事项,政府不再承担或不再直接办理的有关等级评定、标准推广、业务培训、办展办会等事务性职责共90项,同时增加了73项民计民生领域的政府职责。

　　深圳民间观察者金心异表示,改革几个月以来,“大部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将‘计划管理型’或者说叫‘统治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大部门整合、工作流程的优化都已经进行完毕,但对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编办主任王敏来说,改革攻坚才刚刚开始:“下一步政府审批项目取消多少,能不能落实,是机构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最关键因素。”

　　在政府职能转变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屡次被提及。

　　一直以来,成立驾校都是需要交通部门审批的,而此次改革中,深圳取消了“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行政审批,直接将“审批制”改为了“核准制”。这意味着深圳市交通运输委的工作将不再是以前的严把“审批关”、控制驾校数量,而是设置准入门槛,将精力主要放到市场监管上去。

　　“要有一个非常科学合理的准入制度,要研究一套市场监管的办法,要和相关部门设计联合管理的机制……”王敏表示,某项职能的调整、转移,实际上背后的落实需要一整套制度,需要调整政府管制的方式。

　　“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被调整,各个部门只有跟着去调整管理方式、工作方式,才能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做到‘管而不死,调而不乱’。”王敏表示,下一步深化改革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机构拆分可以在一天内完成,领导人事安排可以在一星期内完成,人员安置可以在两个月内完成,但每一项行政审批事项的调整、取消却并不是从纸上划去那么简单,从调整、取消到建立新的管理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很多工作需要再造,这是一次相当大的转折。”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傅小随表示,转折本身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应该允许改革有一个过渡阶段。

　　改革是否会回潮?

　　“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来找我要编制”

　　“2004年减到了35个部门,而2009年改革前又恢复到了46个,这次改革会不会变成新一轮的折腾?”一名媒体从业者在改革方案发布后质疑道。

　　确实,在改革初期的振奋过后,许多人都会对改革成效充满期许。

　　“过去是各个部门打报告,要求增加编制、机构,编办天天要研究、应付。改革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找我要过编制。”整天和编制打交道的王敏透露道。

　　此次改革,处处透露着一个“减”字,减机构、减编制、减领导职数,但采访到的部门负责人又纷纷不经意间给记者算了一笔“加法”。

　　原深圳市文化局、旅游局、体育局共有24个处室,184个编制,改革后,处室减少到16个,编制减少到145个。“编制虽然减少了,但具体到某个处室来说,人员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陈威透露,机构改革后,两个方面多了:一个是各个处室的编制不降反增,一个是工作战线从两、三条增加到了五、六条,面更广了。

　　对于这次机构改革中成立的“巨无霸”部门科工贸信委来说,这样的加减法同样适用。科工贸信委整合了原贸工局、科信局、高新办等5个部门,过去5个局7大部门的55个处室压缩到了29个,涉及420多名公务员。改革后,办公室从5个减少到1个,法规处、人事处、计财处分别从3个、3个、2个减少到1个,仅综合部门就减少了10个。

　　“改革给科工贸信委大大节约了编制,等于给他加人了,甚至有些部门还增加了部门和职数。”王敏解释说,需要人的部门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政府总的编制并没有增加。“到目前为止,机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整合资源,释放了更多的效率———无形编制”。

　　在科工贸信委主任王学为委婉地拒绝记者的专访时,他这样答复记者:“改革措施刚刚落地,成效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逐渐显现。”

　　持有类似论调的部门还有不少,对于这场改革,正如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许勤所说,目前谈论深圳改革的经验还“为时尚早”。

　　“拆违执法的事情,原来是城管执法队来查,现在给了规划国土委,但规划国土委的三级执法体系还没有建立好,给查违留下了空白。”傅小随告诉记者,部门职能转移到新的部门容易出现漏洞,而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估计还要半年时间。

　　王敏透露,在改革半年之后,编办将在公务员内部组织一场调查,以座谈会、个别交流、填写问卷等形式来评估改革的成效。

　　深圳改革是否彻底?

　　“深圳不能直接套用党政合一模式”

　　7月31日,深圳的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各方反应强烈,舆论压力空前,网络上更是吵翻了天。

　　9月16日“石破天惊”的顺德机构改革方案出炉,顺德区的党政机构将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并增设区政府政务委员,与区委常委、副区长一起兼任16个大部门的首长。

　　“顺德方案出台后,立即吸引了社会舆论的注意,我们顿时感受到了压力的减轻。”王敏承认,顺德改革的范围、力度更大,这让深圳改革舆论压力骤减。

　　11月2日,珠海大部制改革方案出台,其中隐约可以看到深圳改革的影子———珠海也组建了一个“巨无霸”式的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并将原已实行大部制的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旅游局、体育局整合为文体旅游局。不同的是,珠海同样实行了“党政联动”,涉及调整、撤并、职责整合的党委机构共8个,调整比例约1/2。

　　“在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出台之初,国内舆论叫好声一片,但是在顺德的改革方案出台之后,便有许多人已看出深圳方案的局限性,即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的重组,而绝不涉及党委、政府、人大之间的关系调整。”金心异提出了一个在深圳改革方案推出之初就已经存在的问题:深圳为何不将党委机构纳入改革范畴内?这是否意味着深圳改革不彻底?

　　“这两个不能比,深圳和顺德改革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傅小随表示,顺德改革,一切从实用角度考虑,改革要解决怎样提高行政效率,怎么样来解决问题,根本不考虑党政的关系；而深圳改革是纯行政改革,突出解决的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关系的处理,是和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相符的。

　　从十七大到十七届二中全会,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基调都是基于“党政分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力图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有先有后、渐进有序地从行政、立法、司法等各类国家组织中分离出来,从“全能”的、“革命”的党走向现代的、法治的执政党。

　　“深圳1000多万的人口,直接套用党政合一的模式,社会事务、经济发展、产业推进肯定有问题,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王敏表示,改革的着力点在行政部门,主要解决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化、工作流程的优化、部门设置的合理、机构和职数的精简,两个城市的改革不存在直接的互比。

　　“顺德改革和深圳改革是广东在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上两种不同的探索。每个城市不可能在机构改革方面都走一个路子,在一定背景下、时间内,上下对口、统一步调不得不做,一定要有不同的探索路径,一定要去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出不同的探索,意义更大,典型示范、总结的利弊得失更加具有参考意义。”王敏说。专题策划王晖辉吕冰冰 统筹黄超 撰文黄超邬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