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那本难念的经

　　亲手掌控一个企业，利用自己的才能做好成本控制、人员管理——对于戴煌而言，是吸引他接手父亲企业的原因之一。但在此之前，他不得不面临着与哥哥的竞争。“老爸觉得我比较外向，所以放到厂里磨练一下，而我哥偏内向一点，所以就跟着他做销售。”戴煌说，“最终谁能接班，他也在观察。他总是说，这个企业不是我们家的。”

　　用心良苦的戴父送了他一套历史小说《康熙大帝》，戴煌对康熙从童年到亲政的过程读得很仔细，他的读后感是，当太子的阶段，秘诀就一个字：忍。

　　在工厂干活，指甲缝里沾满油污的戴煌，把自己当成普通工人。他必须虚心地向工人们学习技术，以应付父亲随时提出的技术提问。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站在老板的视角，发现一些管理上的积弊，比如提倡管理人员下车间时，他会观察办公室的管理者有没有洗手。当然，他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在厂里说出来，而是选择回家与父亲交流。

　　“这不比考试，毕竟要对100多人负责，”戴煌并不讳言自己怕做不好，“40%都是9年以上厂龄的老员工，很多人全家都在这里工作。”帮助自己克服了畏惧感，这是他在为期8天培训后的收获。今年年底，他即将离开车间，开始另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本核算和报价。

　　和戴煌在同一个培训班的金晶，收获则要直接得多。这位石化设备民企的少主人今年37岁，在决定报名前，刚参加完中国人民大学在乐清办的一个MBA班。从人事局网站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他扫了扫这个后备人才培训班的价格，发现自己只需要出4000元，于是决定去试试。“如果12800元全部得自己出，我可能不会去。”金晶说。

　　这家创立于1989年的石化设备企业，已经10年没有大的发展。原因在于，金晶与大哥的理念分歧：技术出身的金晶坚持投入巨资做研发，以维持企业在专业领域的技术领先，而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却遭到了大哥的反对。种种分歧经年累月地叠加，把兄弟俩推向了相反的方向，连股东会议都没法开，“股东内部有分歧，银行也不敢放贷款。”

　　在开学后每个同学的例行发言中，金晶向大家坦陈以上问题。而茅理翔的现身说法给了他直接的启发。茅的“口袋论”被认为是明晰家族企业内部产权的典范：钱最好放在一个口袋里，否则会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导致企业和家族的分裂。

　　作为经典案例的主角，在慈溪的集训中，茅理翔向金晶们讲述了自己的操作方式：把自己生产点火枪的企业传给儿子，并放手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孕育出一个品牌以避免低端无序竞争；同时另划资金给女儿与女婿创业，产品与儿子的公司形成互补；此外，没有确定为接班人的家族成员也被分流，以免产生内部之争。

　　“这10年里我们一直想分，但都下不了决心，也没有一个理论基础，”金晶说，茅理翔的指导给了他一个样板，他将超出大哥持股比例的资产划给了大哥另行创业，“长痛不如短痛。”

　　“富二代”背后的“一代”身影

　　根据茅理翔的经验，如何处理好与父亲的关系，是“富二代”们所共同面对的一大问题。对此，茅理翔给出第一要诀是：对父亲要尊重，绝对的尊重。

　　在方太集团，茅理翔的办公室与儿子茅忠群是里外间。金晶分析，以方太为例，看似已经退下来的茅理翔，其实还在发挥着看不见的作用——维持与各方面的关系，这恰恰是工科出身的接班人茅忠群不擅长的。金晶举例说，就在10月份，茅理翔的学校在慈溪举办全国同学交流会，当地的领导悉数出席，“这是茅理翔几十年来积累下人脉的一种体现。”

　　“他们这一代，从小衣食无忧，家中的资产足以让他即便不通过个人努力，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很难有动力接手家里的企业。”学员黄剑峰的母亲金丽丽感叹说。31岁的黄剑峰只有初中文化，从部队转业后曾想涉足娱乐业，对家里年销售额达2亿的钢铁生意并无兴趣，当时虽然勉强进入了公司，却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

　　金丽丽的办法是，给他几十万元当本钱，试着投资一下股票和期货，以了解抽象的市场变化。金此举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她所在的钢铁销售行业，制定价格是最为关键的一项企业家素质。对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反应越敏锐，就越能在市场价格走下跌前减少损失，在价格上涨前后获得利润。

　　这位小学文化的母亲，在采访中数次强调自己“没什么水平，怕讲不好”。但她的办法似乎成功刺激了儿子对于做企业的兴趣，“他开始在股市上赚了一点，后来亏了，总体来看打了个平手，可能这个价格起落的过程让他觉得很有意思。”黄剑峰自己的说法是，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认文化比较低的黄剑峰很享受野外拓展和上营销课时的乐趣，还担任了班里的组织委员，除了通过同学QQ群聊天，他也乐于召集同学们出来坐坐，各自的企业、宏观政策、油价电价、社会时事，都是他们的话题。

　　在中国企业传承中，子承父业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点如今也被各地政府不断地引申和推动。

　　此前，一个被广为提及的例子是海鑫集团：海鑫集团创始人、2003年遇害身亡的李海仓，没有遗嘱，没有任何法律规范作为指引，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当地县委四套班子的干预下，李的老父亲通过家庭会议指定李的小儿子、22岁的李兆会接任董事长。

　　如今，不只是温州，各地政府都试图在民企接班过程中做得更多。在江苏，今年8月，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的“富二代”培训计划，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富二代”接班人。

　　温州市人事局倒没指望在温州民企间有相同的影响力，但王益琪坦承，温州的地价和劳动力成本高，土地、人才和市场有限，这导致不少民企在做大后将企业迁往杭州或者上海，他们在开办培训班的过程，客观上也是在拉近与民企之间的情感，“培养他们对故乡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