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摸底《侵权责任法》

　　作为“民法典”构架的重要部分，《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明确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规则，与《物权法》地位相当

　　本刊记者/王家敏

　　12月5日，历时一个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下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结束。中国人大网显示，至12月4日下午5时，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法工委)已征求到社会各界对该草案的意见2655件。

　　“草案将会根据意见酌情调整，”《侵权责任法》起草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整后的草案有望在2010年“两会”中提交，“此次审议草案较前几次草案已有很大的改善，再经过一些细节性处理，就可以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案件催生的法律

　　作为“民法典”构架的重要部分，《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明确民事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规则，与《物权法》地位相当。但相较于《物权法草案》的七次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仅提交三次审议，难免显得仓促。王利明认为，“从实践需要来看，在符合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尽早出台《侵权责任法》，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也有助于法官的公正审判。”

　　医疗事故、产品责任、交通事故等典型侵权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全国法院受理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案件98万余件，2008年达到103万余件。2009年，“三聚氰胺索赔”“上海倒楼事件”“张海超开胸验肺”等侵权纠纷也成为公民维权热点。

　　“从近年热点侵权案件中，每一个权利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求不同的方法，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侵权责任法》起草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认为，“但与权利保护请求相对应的，是维权结果的不尽人意。这与现有法律中有关侵权责任的规定较为分散、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不一致有所关联。”

　　“同时，起草《侵权责任法》的条件也已成熟。”王利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自《民法通则》颁布后，司法部门已经积累了20多年的实践经验，民法学界关于《侵权责任法》的理论研究也有所发展。”

　　按照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2007年《物权法》通过后，《侵权责任法草案》的修改审议被提上立法日程。2008年，法工委在《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编的基础上，形成《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提交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2008年12月22～27日)审议。

　　法工委在《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基础上，形成《侵权责任法草案(2009年10月19日稿)》，提交于2009年10月27日至31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成为《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

　　大面积法律检查

　　草案形成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专家论证会，包括医疗、建筑等行业的专门讨论会，讨论方式则涵盖常委会、民法学术界、实务界、政府部门提出修改意见等多种形式。王利明说，“这部保障私权利的重要法律涉及各界利益的平衡。”

　　侵权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不同，其法律规范也分布在《民法通则》和一些特别法中，甚至不少司法解释中也有大量规定，《侵权责任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统一法律归责，但新旧法律之间难免出现冲突和矛盾。

　　“《物权法》是一个先例。目前拆迁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权法》颁布以后，关于征收、拆迁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一些与《物权法》规定不一致的规范没有来得及修改，强拆的程序和条件也不完善，导致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据我了解，国务院法制办也正在积极着手修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王利明说，“而《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应该尽量避免《物权法》实施中的尴尬。”

　　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大量相关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问题列入讨论。梁爱诗委员提出，“应当进行一项法律大检查，把所有与侵权责任相关的法律，比如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医疗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知识产权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表列起来，考虑后法优于前法，法大于条例和规定，专门法与原则性法律哪个为主等原则，再作最后的定稿。”

　　“关于广受关注的产品责任，草案中已有难以实施的条款，”三鹿奶粉受害婴幼儿代理律师彭剑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草案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依法请求惩罚性赔偿’，这是立法的进步，但是，根据《破产法》，此类赔偿属于一般债权，企业一旦破产，赔偿难以实现。”

　　“三鹿事件中，在企业侵权人破产后，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应当优先满足，引起了广泛讨论。”王利明认为，“从强调生命健康这些处于更高位阶的权利角度来看，赋予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优先效力，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关于破产后的清偿还债的程序问题，则应当通过《破产法》在破产债权的顺序制度中加以规定。”

　　“此外，医疗责任、死亡赔偿‘同命同价’等也是侵权责任法制定的重要议题，相关的特别法与司法解释也应当依据颁布后的《侵权责任法》修改。”王利明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侵权责任法》能替代所有特别法，“实践中的侵权类型纷繁芜杂，一部侵权法不可能对所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相反，在特别法规则不得违反侵权责任法确立的基本规则下，将部分特殊侵权类型纳入特别法调整，还有利于提高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直接性。”

　　特殊侵权类型

　　事实上，草案并未涵盖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损害类型，只是列举了11种侵权行为类型和准侵权行为类型。王利明认为，“但这并不影响侵权责任法在颁布后的强大规范调整功能。”

　　草案规定了机动车侵权责任、医疗侵权责任、环境侵权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特别类型，一方面，这些案件是实践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在整个侵权争议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并且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另一方面，草案采用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实践中发生的大量侵权纠纷都属于过错侵权，关于过错的一般条款足以为大量的过错侵权提供法律依据。列举类型的侵权在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上比较特殊。例如，环境侵权不以污染物排放人有过错为要件，也就是说，只要企业排放的污染物造成他人的损害，都应当要承担侵权责任。

　　“还有一些应该归为无过错责任的特殊情况值得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梁慧星提出，“大小城镇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而建筑物因不符合安全标准倒塌致人损害事件层出不穷，包括‘四川5·12地震’‘上海倒楼事件’等，迄今未闻有建筑承包商被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

　　2009年6月27日，上海“莲花河畔景苑”楼房倒塌事故造成一名工人死亡，以其家属与死者生前所在的装潢公司签署赔偿协议收场。梁慧星认为，“如果《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建筑物缺陷致人损害无过错责任的条文，则被侵权人追究建筑承包商的赔偿责任，就只能适用本法第六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其要求被侵权人举证证明建筑承包商存在过错，或许这就是迄今未闻有建筑承包商被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

　　王利明也同样认为，“这的确是我国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在侵权法上，这个属于物件致使人损害的特殊类型。通常来说，物件致人损害的，应当由物件的所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在建筑物倒塌事件中，让购房人承担此种责任的确不合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前几次草案没有特别规定这个问题，但在最近几次讨论会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基本上主张此种责任应当由开发商、建造商来承担责任，最新的草案已经考虑加入这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