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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程管理学院士”的现实，到设立“社会科学院士”的“愿景”，有人开始担心，和“学而优则仕”相对，另一条新的路径——“仕而优则学”会否出现

　　记者/王婧 文/林茵

　　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

　　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

　　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

　　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

　　在此次新院士名单宣布之后，中国工程院对内就提出要求，“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压上行政职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在专业领域取得新进展。”

　　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现象是一种必然，无非是受中国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

　　两院院士人数逼近2000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对院士的定义是“国家设立的”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或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有关院士制度的沿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论文中称，“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

　　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被搁置。直至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彼时，500余人规模的学部委员被“一刀切”地转为“院士”。对此，顾海兵说，“一刀切，成为院士制度的历史问题。”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达到663名。在短短的十年间，工程院院士就达到了与中科院相当的规模。迄今为止，中国先后有1938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据顾海兵观察，与院士人数猛增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一路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负增长态势。

　　工程管理学部：“高官俱乐部”？

　　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设立这个学部的议题历经两次工程院院士大会才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82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并不讳言，“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全是高官和企业家”，但他对这个学部给予较高的评价，“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这个学部成为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院士，首次增选产生5位新院士，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2003年增选时，工程管理学部产生54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汇集了34名高官和企业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等人均在其列；在2005年中国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2007年，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等进入工程院管理学部12名候选人名单。

　　在顾海兵看来，“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毫无疑问为高官和企业家增加了一道通往工程院院士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