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将于本月底举行。本次常委会会议将审议七部法律案，其中包括侵权责任法草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社会保险法草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这几部法律均属于“社会领域的立法”，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其中尤以侵权责任法草案和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最受关注。

　　有目共睹的是，近年来有关民生与社会领域的立法，一直在稳步推进。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成长，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对个体权利已日渐重视。但凡必要，每位公民也都会不遗余力，试图通过法律武器维护或救济自己的权利。这一切，也正是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和侵权责任法草案被付诸审议的时代背景。

　　前者，国家赔偿法作为一部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法律，1995年开始实施。然而，这部“保障私权、约束公权”的法律，其效用与现实明显脱节，未能真正体现“有损害即有救济”的现代法治基本原则。现在，通过三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通过“一高一低”(即降低赔偿门槛，提高赔偿标准)回应舆情压力。

　　后者，作为“民法典”中的重要一编，侵权责任法草案曾于2002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上初审。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渐次繁荣，制定一部统领全局的“民法典”已是当务之急。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即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同样，作为“民法典”九编中的一编，侵权责任法之意义与《物权法》旗鼓相当。

　　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船到江心，攻坚进入细节，体现在各个层面的博弈，也愈显具体甚至激烈。相关数据是，2007年，全国法院受理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案件98万余件；2008年增至103万余件；就在今年，诸如“开胸验肺”、“钓鱼执法”等侵权案例，更成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个共识是，这些“个案式维权”，更需要在法治条件下得到制度性化解。

　　法治社会的到来，不会因一部法律的落成而画上句号，具体的落实与执行才至为关键。在“法律打架”方面，《物权法》被《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架空”即是先例。在多起由强拆引发的自焚悲剧发生后，国务院法制办也正在修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值得欣慰的是，酝酿中的《侵权责任法》，正在汲取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侵权责任法》草案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依法请求惩罚性赔偿”，但根据《破产法》，此类赔偿属于一般债权，企业一旦破产，赔偿难以实现。最近的例子是“三鹿”破产案。然而，如果能以生命健康为更高位阶的权利，来思考法律的意义，就有必要对《破产法》在破产债权的顺序制度中加以规定，即优先满足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2009年是“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之年。如果承认立法者不辞辛苦，目的是为生活立法，为保有公民的权利立法，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立法，就不难理解，在规制法律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很关键，每一步都意义重大，每一个细节都惊天动地。

　　法律不仅调整社会生活，它同样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也正是中国人权利意识高涨的时期，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立法政策的价值取向和法律文明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民法乃至整个法律文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