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总所作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和职工权益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工会主席中有50.4%对“未来一年将成为集体劳动争议集中爆发期”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同时，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这一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的占55%。由此可见，仍有一半以上的工会主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瞭望》12月14日)

　　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是：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应该承认，社会对当下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是在逐步进步的，但是，与此同时，究竟该如何对待群体性事件和理性认识群体性事件，在笔者看来，依旧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来说。那么，五成工会主席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表示赞同，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的视角。

　　劳资双方的交换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合作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更是一种高于一般市场行为的市场合作关系。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较多地考虑对资本的吸引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在各种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和谐现象不断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不断扩大。

　　对政府和官员来说，首先应认识到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其次，不能遮蔽利益冲突，而是要认识到，当下社会是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并且，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只要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冲突就不容易演化为群体事件。“过度政治化”的解读，动辄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恐吓、打击，只会使冲突愈演愈烈。最后，群体性事件既是对官员和政府的考验，更是对制度的考验。只有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好制度，才能更好地解决纠纷和冲突。

　　对当下社会来说，更需要的是一种对冲突和矛盾的制度化容纳和化解机制，做到这点，就是消除五成工会主席忧虑的理性行为。也只有如此，才能超越一时的稳定和利益追求，促使社会控制的制度化和利益诉求的理性化。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