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这里那里吃吃喝喝可以台面化：“这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而是我们的社交活动自由”。权力不加约束,这样的台面化还会大摇大摆地存在。

　　“酒烈士”年年有，今年来得真。往常说“酒烈士”，不过指喝公家的酒而壮烈献身，今年深圳有一个交警喝公家的酒死亡，却是真正地申报起烈士称号。

　　如果申报通过，中国就要诞生一个名正言顺的“酒烈士”。当然，很可能申报不能通过，但能够为醉死的警察申报烈士，仍然足以说明观念的革命已到了何其彻底的程度。

　　从报道看，如果不是家属与深圳宝安区西乡交警中队对死者的赔偿发生了争执，从而将灵堂设在交警中队门前，连续多日祭奠，闹出很大动静，使交警中队无法工作，附近居民不得安生，我们大概不会知道深圳有交警死于醉酒，更不知道醉死进入了烈士申报程序。静悄悄的，说不定历史上首位名正言顺的“酒烈士”真的就会产生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醉死事件是交警中队5名警察和3名协管员前往麻布村与全体村干部喝酒中出现的意外。家属认为，死者陈录生是因公牺牲，理当为烈士，要求赔偿480万元。中队认为，陈录生非因公牺牲，但为了从名誉上弥补，多争取一些抚恤，还是上报为商谈工作中因公牺牲，并申报烈士，但赔偿达不到家属要求。

　　显然，在家属和单位之间，“公”有着不同的解释，家属所说的因公说的是受单位派遣，即程序上因公；单位说的因公，是商谈工作，即内容上因公。然而，单位不认可醉死者因公，并没有影响到其向上欺骗，这种组织性的谎言被称为“中国国情所致”。

　　从理论上说，家属主张醉死者对因公的理解，要比交警中队的理解更加合理。一名工作人员受单位(多数时候就是单位领导)邀约或派遣而喝酒致死，应视为工作伤亡事故。前几天重庆修订工伤事故标准，使因工作安排而喝酒发生的伤亡纳入工伤范围。管住公款吃喝，不应以剥夺被安排喝酒的人获得赔偿的权利为武器，而是通过约束权力的经费支出行为来实现。

　　如果醉死的交警是因为受到中队安排或派遣前往，应当获得工伤致死的待遇，这是个人因工作而产生的权利。但是，烈士，却是从何说起？西乡交警中队并不认可陈录生因公而死，却为之申报因公死亡和烈士待遇，没有骗人的愧意，坦然而行，连执法机关都骗人不以为耻，这是怎样的“国情”？

　　烈士，全称为“革命烈士”，是革命话语下的一种荣名，为新中国的一种荣誉追授制度。按老话讲，这属于一种“谥号”，例有“谥法”。《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可以算是“烈士”的谥法。可授予烈士的情况，依条例有五种，三种是“对敌作战”而死，一种是执行革命任务时死于敌人之手，一种是“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

　　喝酒而死，符合哪一条？为醉死者申报烈士，可谓敢想。称号对应着待遇，拟申报醉死者烈士的单位的首长坦然解释：“我们谁不愿意警队里有个烈士？我这个当领导的也脸上有光啊，这也能够多给家属争取点抚恤”。

　　无论一个人对“革命烈士”这种国家荣誉制度的意识形态有何态度，看到醉死者进入烈士申报程序，都能够得出一种共识，那就是包括烈士这种最高级别的一般褒扬制度在内，政权所立下的荣誉制度已被视为纯粹的利益机制，而政权设立荣名所意欲倡扬的精神意义则悄然消失。

　　深圳这起醉死事件，醉资是一个村支付的，村属于自治单位，这样的支出是否合理，应被村民追究，但执法单位西乡交警中队一队人马接受吃请，则是无可疑义的腐败。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收入被权力部门用于相互宴请，官员们交叉设宴赴宴，不亦乐乎，或者官员们接受商家或私人宴请，权钱交易。这些行为在中国，司空见惯，不仅不被作为腐败问题，甚至没有丝毫愧意，吃吃喝喝已经可以台面化了。

　　官员这里那里吃吃喝喝可以台面化：“这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而是我们的社交活动自由”。权力不加约束,这样的台面化还会大摇大摆地存在。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