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长喝酒猝死，竟然被上报因公牺牲，甚至还要被评为烈士！”昨日，一自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交警中队的内部人士向记者报料称，警长陈录生受西乡交警中队长谢飞勇之邀，与西乡街道麻布村领导在大酒楼应酬，席间喝了大量洋酒轩尼诗，醉酒而亡。谢飞勇承认陈录生确实是醉酒窒息死亡，当时之所以将其上报因公牺牲和烈士，主要是想从名誉上弥补他，为家属多争取一些抚恤，并无不妥之处。(12月14日《现代快报》)

　　警长陈录生喝酒猝死，竟然被上报因公牺牲，甚至还要被评为烈士——天下竟有这样的奇闻？！

　　假如不是陈录生的家属“不识时务”，按照家乡风俗，在交警队设灵堂祭拜长达10天之久，每天都放鞭炮，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并引起警队人员的强烈不满，或许“因公牺牲”早已认定，“烈士”也早已批下来了。不仅如此，还会得到警队民警每人捐款至少5000元的额外抚恤呢。此情此景，凸显了我国当前开展廉政建设中的巨大尴尬：一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三令五申，反对公款大吃大喝，另一方面，各级各类机关、单位、组织却把公款吃喝、酒场应酬说得理直气壮，交警队领导集体应酬，既“没有违反公安部的五项禁令，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还成了“社交活动的自由”。不仅如此，交警中队还以基层单位的名义，公然弄虚作假，把业余时间的“社交活动”中的醉酒猝死硬说成“在谈工作的过程中猝死”。我们有理由追问，全国范围内还有没有像陈录生这样醉死的“烈士”？

　　尽管为警长陈录生申报烈士的做法搁浅，但从中暴露出的廉政尴尬却值得认真反思。为什么国家的三令五申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深入分析起来，原因很简单，认识上的不到位造成禁令执行上的不认真不严格。首先，我们对公款大吃大喝只定位于不正之风，是挥霍浪费，是小节，而没有将其上升到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的高度，缺乏“零容忍”的态度；其次，在执行禁令过程中被动应付，事实上坚持所谓的“不告不理”原则，而由于财务的不透明，公款吃喝很难让公众及时发现，予以举报。久而久之，公职人员不仅不认为公款吃喝是违纪行为，相反却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成了他们的“社交自由”。

　　不管如何，喝酒醉死竟也意欲申报烈士，已是公款吃喝的登峰造极事件，它充分暴露了基层执法生态，从客观上显示了我国廉政建设的现实尴尬，很值得执法执纪部门反思。

　　(作者李克杰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