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辛德贝格立下的生死状

　　在丹麦，记者访问了3位史学家和一位新闻界同行，查阅了相关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分别访问了居住在奥胡斯市郊的辛德贝格的妹妹比藤·安得森(Bitten Andersen)、外甥女玛丽安·安得森(Mariann Andersen)。此次，记者意外地发现了辛德贝格(见图⑤)前往南京前于1937年12月1日在上海立下的“生死状”(见图⑧)。

　　辛德贝格原籍丹麦，后移民美国，参与了1937年冬至1938年春的“南京国际大救援”。他在“生死状”中用英文写道：“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战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假使我负伤、伤残或死亡，除合理的医疗费用，不对F.L.史密斯公司或其他任何方面附带任何要求。直至我完成这项工作，返回上海之时，我将收到月薪一百英镑的酬金……假使我死亡，这钱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父母各半，他们的地址是……”。

　　记者还发现，当年12月7日，F.L.史密斯公司在致丹麦驻沪总领馆的函中，转述了辛德贝格的这一“生死状”。

　　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辛德贝格目睹侵华日军残杀中国无辜民众，留下了文字记载(见本报2009年7月7日报道《中立的外国人记录日军在沪暴行的史料现身》)，并目睹了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史蒂芬斯被日军打死，其时他距遇难记者很近。到南京后，他与京特博士一道，在保护厂产的同时，建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和小医院，收容难民和伤员，送出了记录日军暴行的难民信，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了日军暴行，并为城内从事救援的其他外国人提供食品和消息。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辛德贝格从事这一切，是冒着极大危险的。如今我们方知，当时他若发生危险，“风险自担”。

　　记者还发现了大屠杀期间坚守在江南水泥厂的中外人士的电报和信函。其中1937年12月初京特、辛德贝格从南京通过广东、香港转至上海的电报记载，1937年12月5日他们到达江南水泥厂，发现水泥厂处于战区很危险，钱都被经理带走了，急需钱。1938年1月下旬初徐蕴勤(Y.C.Hsu，即徐莘农)的信则称：“因为是战争时期，没有市场，因此食物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38年1月11日，辛德贝格在致F.L.史密斯上海公司经理尼尔斯·詹森的丹麦文函中说：“在工厂之外，有三四千难民，他们在我们的国旗下得到庇护。食品的情况不怎么好。我们到二月中旬还够，以后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和难民怎么才能找到食品。”这封信中还记载了东京工商业协会副会长的秘书，跟一些日本军官，来检查了整个工厂，拍了一些照片，觊觎江南水泥厂厂产的情况。

　　1938年1月11日在南京写的信，于2月5日方送达上海。1937年12月6日，京特、辛德贝格从南京发电呼吁寄钱，F.L.史密斯公司收到的当天，就商请丹、德驻沪外交机构转交1000美元。辛德贝格在信中记载，直到1月11日两个从南京来的德国人方送来1000美元。这些足见当时日军对外封锁的严密和京特、辛德贝格的艰难。

　　在丹麦，记者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历史照片的原始说明。7年前京特夫人赠送的历史照片中，有一张上面有7位负伤的中国人。2005年，记者发现，该照片还有一张原版藏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其英文原始说明是：“在南京城外，被摄影师从日本人(的大屠杀恐怖中)解救的许多中国士兵中的几个”。此次发现同样的原版照片，丹麦文的说明是：“我的几个受伤的中国士兵”。据此可确认，该图为辛德贝格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