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Mr.No(“说不先生”)。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希望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承诺的行动，能给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带来“希望哈根”。

　　由哥本哈根(Copnehagen)这个主办地城市名字创造的新词“希望哈根”在这里流行，带着国际主流社会对这次国际会议达成协议的期望，这个口号在标语上挂着，地铁里飘着。会场内有小国代表的眼泪，会场外也有各种立场的抗议。

　　新华社援引英国气候变化专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的说法，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在这里的两周谈判现场，中国立场和世界各种利益集团的声音在碰撞中寻找共识。

　　大会第一天，在步入主会场之前，被各国记者拦住的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政府代表团确实希望这次气候变化谈判有成果，有实质内容，产生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会议成功的关键在于各方能否找到共同点，找到有前提的妥协。”

　　解振华是目前到哥本哈根的中国最重要官员之一，也是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政府决策者之一。他所在的国家发改委新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司”，牵头组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与国际谈判。

　　他说：“请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只是一个人均GDP3000多美元的国家，不能用人均GDP4万多美元的减排标准要求我们。”

　　当天下午，解振华主动约见中国媒体记者，召开了一个谢绝外国记者参加的半闭门吹风会。今天下午进行的第二场媒体会，将对外国记者开放，阐述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的谈判立场。

　　一位多次参加国际气候会议的中国记者说：“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做法比过去进步了。过去只发篇新闻稿，让你自己看，想约采访，不容易。”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召开前，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明确数字。

　　此前在9月22日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诺中国将“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这是中国首次承诺2020年前削减“碳强度”。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说，这是一个需要“跳起来才能够得到”的目标，不是很容易实现。

　　解振华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说：“确实，中国在行动，中国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卓越的努力。”

　　邹骥是“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负责人。他说，现在中国确定的目标是40%至45%，从经济和技术可行性分析，要以占GDP1%左右的代价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研究国际气候外交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张海滨说，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初期以强硬为主，后来又逐渐体现出柔性合作的一面，现在则是两面同时发力，“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他说，所谓软，就是积极改变气候谈判中的“Mr.No”形象，主动向外界宣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成效，体现合作的诚意和责任意识。

　　所谓硬，就是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联合国框架下，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在谈判现场的192个国家和地区中，通常被简单分为三个“利益集团”，分别是欧盟、伞形集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和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

　　开幕两天来，在各种分组的谈判现场，各个利益集团的表态有分歧，但赞赏中国的声音出现的频率很高。

　　今天，解振华在哥本哈根说：“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立场基本一致。欧盟觉得中国做得不错，但希望中国做得更好。”

　　他说：“欧盟希望美国在承诺减排17%的基础上再多一些。但是美国说，他们可以提高，但中国也应该提高。”

　　解振华说：“对中国不满意的国家也不否认中国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全人类负责。”中国和美国目前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国家。

　　他认为，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分别对待，发达国家应该出钱、出技术。

　　国际社会关注的还有中国、印度的减排承诺如何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这是争论的“三可”原则。

　　解振华说：“发展中国家如果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项目，当然可以接受‘三可’。”

　　他透露，第一周谈判解决不了的问题，下周交给各国部长们去谈，争取解决。重要的问题，在17日交给各国领导人。

　　那时温家宝总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来了。“希望哈根”能否到来呢？现在还是未知数。 (特派记者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