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新型社会主义成长壮大(2)——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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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新型社会主义成长壮大(2)
2009年12月03日 12:12 来源:光明日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中国经验”的实际轨迹: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进程

  中国30年来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发展轨迹”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把从起点到结果的发展动态过程显示出来。要真正理解中国30年来形成的科学发展模式,具体地把握“中国经验”,就要了解它的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

  中国30年来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这种发展的初级性从多方面显示出来:

  第一,发展目标是初级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国门一打开,与富裕国家一比,贫穷这一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更成了压在每个中国人心上的石头,脱贫的渴望成为一股不可抑止的潮流。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给中国发展生产力制订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差不多已经到了下世纪中叶了。脱贫、小康的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实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按照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也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在过去30年中,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他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极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结果是吃力不讨好,反而使自己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提升的。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我国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形成了诸多的“类发展困境”,如: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等。所谓“类发展困境”,是指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这种“类发展困境”与那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的情况,即典型的“发展困境”,是不同的。但“类发展困境”毕竟是一种困境,说明发展的结果仍然是初级的,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的。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大国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研究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中国差不多、甚至比中国好的国家,应该客观地说,中国是做得很不错的。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是对我国以往初级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和提高。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系统总结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与初级发展,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提高的一面,形成了一个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首先,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我们都记得邓小平的名句“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在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上,是没有不同的。

  其次,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所谓全面,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是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所谓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所谓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重视一方,轻视一方,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自然的长期保护的倾向,是很重要的。

  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从理论上说,正如初级发展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一样,科学发展则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

  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科学发展观产生于对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实际轨迹的理论提炼,同时又是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的新的探索。

  首先它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概括地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从重视单纯经济增长,到横向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回过来指导发展实践。

  其次,它又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即“科学发展模式”,它是继当今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北欧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之后,对发展模式的某种创新。它认真研究自己的国情和自己的经验,认真研究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认真汲取对自己有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创造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开辟可行的发展道路。这是比较成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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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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