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17日，面对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的诸位同道，白求恩医生慷慨宣称：“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如今，73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白求恩许下的，仍旧是一个未竟的宏愿。

　　有人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情形是更糟糕了——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正逐步变得对立，甚至是敌对，过度医疗即为明证。

　　人们发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好的”药物、“最高端的”检查、“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人们又发现：这些巨资换来的药物、检查、手术，有时候尚属物尽其用，有时候却只是“高射炮打蚊子”——获益未必很大，风险却着实不小。

　　于是人们惊讶了：这些看上去不那么理性的医疗行为，其实透着另一种“理性”——只要你采取的是医院、医生的立场。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医院要赚钱，赚钱就要扩大规模，扩大规模要有资金，资金靠贷款，还贷款就逼迫医生进一步赚钱”，而医院、医生赚钱的办法就是卖药、卖检查。换言之，是体制、机制把医患推入冲突。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自20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近乎迷信的崇拜和几乎无条件的追随。

　　一百多年来，从普通X射线到核磁共振成像，从铁肺到人工脏器，医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突破着生命的禁区，人类因而前所未有地健康长寿。

　　孰料，这些寄托着人们美好愿望的先进技术设备，却也为今日的医疗埋下了利益驱动、技术崇拜的伏笔。有人甚至断言：“目前某些备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只是费用高昂而已。”

　　学者们亦开始反思：技术、设备是不是正在使医学背离自己的初衷？医学是不是正在淡忘自身的使命？

　　更大的挑战是，在医疗卫生资源总体有限的现实下，有多少人是站在社会公正的角度上，去评估医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在“审计”社会为医学技术的进步支付了何种代价？

　　在公众对医生动机的怀疑、对医疗技术的失望中，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启动了。

　　面对渐次展开的对公立医院的改革、对种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我们格外需要医务工作者们像白求恩那样，清洁自己的精神，守住医疗的“度”。

　　因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文/张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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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植入体内的“GDP” 　

　　医用设备的“生意”

　　“人文不是可有可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