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公车私用需要严惩，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比公车私用更能产生腐败，更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因而也更应该得到严惩。

　　云南昆明市政府日前规定，严禁违反规定驾驶公车上下班，违反规定公车私驾者，一律停职免职。确因特殊情况需要驾驶公车上下班的，须经主要领导批准。

　　公车私用现象屡禁不止，公众早已司空见惯。君不见：大学开学日，高校校园几乎就是公车大聚会；高档酒店前，公车可以排成队；各个旅游景点中，也不时见到公车身影……近日在网上也热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一贫困县检察院的女检察长刘丽洁在短短两年内，就给新单位购置了5辆新车，自己的公务车更是价值近百万的豪车。

　　对于公车私用，各地出台的治理整顿措施也是层出不穷，像河北保定市给公务用车张贴“标识”，河南在媒体曝光公车私用车牌号，杭州更是推出“取消专车，改为发放相应车贴”的车改。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缺乏责任的明晰和追究，使得禁令和规定往往流于形式。

　　相对而言，此次昆明区别于其他地方治理公车私用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对公车私用开出了一剂更严厉的“问责制”罚单：违规者一律停职免职，将公车私用和官员头上的乌纱帽挂钩，不管其最终效果如何，仅从其治理公车私用的力度和决心而言，就值得称道。在车改尚未走入制度化轨道之际，唯有加大力度，严惩公车私用，虽说难以杜绝，但至少可以有效遏制。

　　当然，昆明对公车私用的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其执行力度究竟如何，都值得关注。比如规定中说，“确因特殊情况需要驾驶公车上下班的，须经主要领导批准”，何为特殊情况？只要领导批准就可以公车私用，这会否又和以前的禁令一样，让问责大打折扣？

　　同理推之，既然公车私用需要严惩，那么类似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公款私用现象都应该予以严惩。以公款吃喝为例，昨日有报道说，位于北京西三环地带上的阜成路，虽然只有3公里长，却有着一个“大气”的绰号——“超级大饭一条街”，聚集于此的数十家餐饮企业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八大菜系，尤其以“燕、翅、鲍”闻名京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不少挂着公务车牌照的车辆就会鱼贯而入。很显然，这里有不少驾着公车、来公款吃喝的公务人员。更可怕的是，在公款吃喝背后，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通过“漂白”的发票，餐饮业悄然逃税，公款吃喝者则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与监督。

　　严格来说，公车私用只是“三公消费”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比公车私用更能产生腐败，更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因而也更应该得到严惩。然而，遗憾的是，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上，却没有见到相应严厉的问责，即便是昆明的严惩，也只是针对公车私用，并没有涉及到公款吃喝、公款旅游。

　　前几天，有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刑法》，设“挥霍浪费罪”遏制公款吃喝。与停职免职相比，“严刑重典”可谓威慑力更大，多少折射了公款吃喝的严重性。昆明既然敢于向公车私用者“亮剑”，何不再进一步，对更恶劣的公款吃喝行为动真格？再推而广之，其他地方也应拿出昆明治理公车私用的力度，对一切公款私用现象下“狠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