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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北京西三环地带上的阜成路，虽然只有3公里长，却有着一个“大气”的绰号——“超级大饭一条街”。聚集于此的数十家餐饮企业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八大菜系，尤其以“燕、翅、鲍”闻名京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不少挂着公务车牌照的车辆就会鱼贯而入。

　　“星期五晚上，开着公车来吃饭的人会更多。”寒风中，一名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冰糖葫芦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来自南方某富裕省份的驻京办项目官员吴华(化名)说，阜成路上的餐饮“口味地道、上档次”，是工作宴请的常选之地。

　　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社会有识人士痛心不已。

　　11月22日，《工人日报》刊登的一篇《人大代表建议设“挥霍浪费罪”》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据这篇报道披露，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浙江)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赵林中最近在北京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期间(10月27日到3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呼吁“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并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

　　赵林中坦言，作为企业家，自己在提交建议时很矛盾，“我本身既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同时又无奈地成为这种风气的助长者——经常地请吃和接受吃请。”他担心此举可能引起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朋友的误解，甚至可能给企业工作带来某种莫名的损失。

　　公款吃喝演变成“灰色腐败”

　　吴华又何尝没有这种无奈呢？

　　为了给地方上拉项目，“请客吃饭”是少不了的。“我们来自小地方，如果你不低头，谁会搭理你？更别想拿到任何项目。无颜见江东父老。”吴华对于公款吃喝也满腹苦水。但是，在他们看来，一笔小小的吃喝费用与上亿元的投资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其实，相比全国性的公务接待而言，驻京办“公关吃喝”只是冰山一角。

　　赵林中为记者列举了他调查后整理的过度应酬、吃喝之风泛滥的表现：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此外，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不一而足。一些单位领导甚至呼朋引伴，互相宴请，你来我往，蔚然成风，公款吃喝应酬演变成“灰色腐败”。

　　“适度的公务接待是开展工作的需要。”赵林中说，但超过了一个“度”，就会导致巨大的负面效果。

　　发票漏洞“漂白”灰色账目

　　公款吃喝已经成为一项社会顽疾。对此，上至中央，下至百姓，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的反腐利剑也频频亮出。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

　　“这是因为公款吃喝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吴华透露，公款吃喝的费用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的审核与监督，是发票在“漂白”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

　　“要发票吗？”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总会听到这样诡秘的问候语。偶尔，也会收到兜售各类发票的垃圾电子邮件：“风起云涌商潮滚滚，相信您是拔尖的成功人士，请原谅我的打扰。我公司每月有剩余发票可以向外代开，绝对低价正规……”

　　在中国现行的财务税收制度下，发票就是尚未兑换的人民币。对此，有网友曾开玩笑说，“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嫖赌全报销”。当然，吴华不会去买街头的发票，因为买到假发票和假茅台酒的概率几乎同样高，一旦被税务或审计部门查获，后果不堪设想。

　　无疑，公款吃喝的报销离不开发票，因此，许多餐饮企业为招徕生意，会主动提供各类合法的发票。本报记者在北京阜成路“超级大饭一条街”的调查中发现，如果有顾客提出不需要“餐饮业发票”，服务员会将顾客带到后台或其他人少的地方，交付一大堆票证，既有“办公用品发票”，也有“燃油票”“的票”。

　　吴华透露，这些饭店提供周到的发票服务是笔一箭双雕的生意：既能招徕大批公款吃喝的顾客，又在悄然中逃避了税收——根据现有的税收制度，餐饮业的营业税税率是5%，而通过其他途径收集“办公用品发票”的花费，要远远低于这5%的营业税。

　　餐饮业主和公款吃喝的官员，已结成了利益联盟，而纠缠其中的还有中国庞大的“地下发票产业”。

　　“严刑重典”治标不治本？

　　公款吃喝猛于虎，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纷纷呼吁要用“严刑重典”堵住这个腐败的管涌，赵林中的提案就是典型例子，难怪一经媒体报道，他提出的“挥霍浪费罪”也引发了媒体热烈讨论。

　　其实，通过“严刑重典”打击公款吃喝现象，早有司法先例。日前，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岱山县高亭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傅平洪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值得一提的是，他用公款为自己吃喝玩乐埋单的44万余元，也被法院全额认定为贪污款。这起轰动一时的“舟山案例”打破了“刑不上吃喝”的惯例。

　　对于“严刑重典”是否能够惩治公款吃喝之风，熟悉内幕的吴华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根本的问题是权力的运行方式，把行政审批的大权彻底搬回办公桌上，而不是酒桌上。”此外，他认为，在财政透明和财政监督双双缺失的情况下，一味设立“挥霍浪费罪”，将无任何可操作性，注定是一纸空文。

　　政府官员将纳税人的钱花在了酒桌上，造成了“不当支出”，自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11月17日，美国政府公布统计报告自曝家丑：在2009年财政年度内，联邦政府项目开支中5%属于“不当支出”，包括公款吃喝、旅游等内容，总计达到980亿美元之多。

　　与此同时，中国遏制公款吃喝之风的“阳光财政”也艰难起步。今年8月，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就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告诉他，每年用于公款吃喝、公款消费以及公款出国的费用到底有多少。尽管第一次王清只得到了一个脏字和“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的答复，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王清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积极的回复。（记者 于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