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是去年风行的网络语词。网友把那种孤身一人留守官位,而妻儿移民国外现象称为“裸体做官”。

　　为防止“裸官”腐败,深圳最近开出了一剂药方——在深圳市的 《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最新规定,凡是配偶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等……

　　“裸官”不能任正职,这个规定或许会博得一片掌声。事实上,有很多人也都认为 “裸官”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国家很不忠诚,把“裸官”当成贪官的近亲,视为一种随时可能弃国外逃的征兆。在这样语境下,不让“裸官”做正职,自然让人觉得解气。毕竟,做不了正职,当不了一把手,很容易给人仕途不畅、谋利无门的感觉。

　　这里其实存在着思想观念的误区。一个官员对国家是否足够忠诚,是否怀揣着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思想,是否有着真正执政为民的智慧与能力,本身就不应该由其配偶子女的价值选择来决定。在这个全球化、多元化时代,官员本身就应该有着开放包容性,总不能因为官员的身份就剥夺其家人应有的自由选择权。因为,官员配偶和子女也有自由选择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些也绝不应该成为对官员进行“有罪推定”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不让“裸官”任正职,对于遏制“裸官”腐败来说,其实也陷入一种严重的现实操作错位。因为这里本身就隐含着某些错位的逻辑,比如,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正职的权力就难以监督了呢?是否意味着所有副职的权力在现实中都式微了呢?这样的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道理最简单不过,比如,上一层级单位的副职就比下一层级单位的正职权力大得多。去年曾受到高度关注的“裸官”庞家钰,曾经卖官、带病高升、包养情妇团,他最后就是在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落马的。

　　近年来不断出现“裸官”逃亡的事件,是反腐败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特别是去年温州的那个区委书记杨湘洪,在把妻儿安排出了国后,也找机会溜出境,然后滞留不归,任凭舆论风潮如何呼唤,“杨不归”也是踪迹杳无。尽管这样的“裸官”腐败现象令人揪心,但在一个株连意识早就被摒弃的年代,我们不能因为“裸官”身上可能包含“腐败动机”,就直接给“裸官”贴上某种带有歧视性的身份符号,甚至将之钉在贪官的耻辱柱上。

　　也就是说,对“裸体做官”现象,不应该只是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对 “裸官”也不应简单采取这种不能任正职的“仕途封杀”的措施。这种行为,其实包括着有罪推定的思维,是一种矫枉过正、舍本逐末的做法。俗话说,打蛇得打在七寸上。如果在制度反腐上能够不留漏洞,能够依据真正的程序正义让权力顺沿着法治轨道运行,能够将公众无数次吁请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落到实处,那时候,“裸体做官”到底是肮脏的,还是干净的,在阳光下,相信谁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不管那些“裸官”是不是先以合理名目将配偶和子女弄出去,是不是在打着“分步出逃”的主意,现在我们真正要做的,还是老老实实地把规制权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好,而不是在究竟让“裸官”做到多大官上来花费心思。（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