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来，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在各大媒体的亮相次数少了，安监总局领导亲赴现场处理事故的镜头也少了。这与前几年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频繁“出镜”形成较大反差。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将这归功于安监风暴产生的效果。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不再发布事故新闻。刚当上新闻发言人时，出镜率很高，虽然“每次发布事故新闻都心痛”，但也不得不直面事故的惨痛。

　　  安监发言人骨子里似乎有一种“灾星意识”，“期待不再发布事故新闻”就是典型体现。黄毅以前在接受采访时，直接自称“灾星”，希望自己出头露面的机会越少越好，甚至销声匿迹。不仅发言人，整个安监系统的官员似乎都有这种“灾星”的沉重感，前任总局长李毅中就称“我最好能销声匿迹”。李毅中被地方看做“最不受欢迎的高官”，矿难高发地山西早几年的媒体标题非常直白：山西人不愿再见李毅中。

　　安监发言人自嘲、自责、自贬为灾星，寄托了他们“不再发生安全事故”的善良愿望，也有长期的灾难新闻发布在其心中留下的沉重阴影——“一出现就意味着出现灾难”的符号联系、“一出现就是宣布死了多少人”的身份定位，使他们对自己的角色产生了一种深重的无奈感和无力感：对频发的灾难毫无办法，只能被动地公布。

　　“希望不再发布事故新闻”的善良愿意可以理解，不过安监发言人骨子里那种“灾星意识”应该祛除。把传播坏消息的人当作灾星，这是传说中的花剌子模那个愚蠢的国王才会犯的错误，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公众不会这么认为。新闻发言人只是一个忠实传播信息的信使，一个只负责告诉公众真相的信息中介，一个信息内容的中立者。他不用对传播的信息内容之好坏负责任。他必须如实、及时地告诉公众，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信息发布后的公众反应，不是新闻发言人应考虑的事。对一个新闻发言人来说，信息只应有真假，而不应有好坏喜忧。

　　安监发言人把自己看做“灾星”，虽然包含了某种善良意愿，实际却违反了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要求：不是忠实地、价值中立地发布信息，而是对自己发布的信息有道德歧视和价值区分。一个新闻发言人，一旦把信息的好坏置于信息的真假之上，把“好”和“坏”看得那么重要，那么介意公众对消息的反应，就离“选择性发布信息”不远了，骨子里就埋下了“报喜不报忧”的根。

　　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养成“报喜不报忧”的恶习，不惜一切代价去“控制负面消息”，都可以从“发布坏消息就会被当成灾星”中找到思想根源。他们认为，只要不发布坏消息，现实就真会歌舞升平无比和谐。报喜得喜，报忧得忧，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的幻觉——先有坏事发生才有坏消息，只有正视坏消息才能找到坏的根源，从而解决问题，这正是新闻和信息发布的关键价值所在。报喜不报忧，结果只能像那个讳疾忌医的蔡桓公，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矛盾激化不可收拾。

　　人同此心，谁也不愿见到灾难。但既然灾难发生了，人们都希望看到真相，都希望新闻发言人能毫无保留地发布真相——安监发言人的“灾星意识”显然是对新闻发言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认为灾难后的新闻发言只有“死了多少人”这类消息。其实这只是灾难信息中很小的一部分，人们更希望看到灾难后更多的信息，如为什么会发生灾难，谁该承担责任，教训是什么……如果对事故新闻的发布有更丰富的理解而不局限于“死了多少人”，致力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将事故第一时间向公众通报，就不会自嘲为灾星了。

　　安监发言人的“灾星意识”，还源于其在日常新闻发布中的缺席，只有发生事故后才看到安监部门领导忙碌的身影和发言人频繁出镜，这自然会与“灾星”形象联系起来。其实公众并非在发生事故后才需要知情，日常同样需要看到安监总局的工作情况：如何治理官商勾结，如何进行安全大检查，如何落实整改措施，在检查中发现了哪些问题……如果安监发言人在平常就很活跃，就致力于将安监工作置于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平常多发布一些“治理了多少官商勾结”、“消除了多少矿难隐患”、“揪出了多少个安监岗位上的贪官”之类的好消息，人们就不会对其角色有“灾星”的联想。当然，得益于安监的透明和公众参与监督，安全事故也会大为减少。(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