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丹凤县高中生徐梗荣8个月前被刑讯逼供，终于由此前的“民间传闻”而成法庭认定。

　　徐梗荣死得很惨。伤痕累累，腹中无食——甚至没人说得清，对这位曾经想考体育专业的强壮少年而言，究竟哪一处伤痕才是致命一击。杀死徐梗荣的，是丹凤县的公安人员，以讯问的名义——这是此案最令人发指的关键所在。

　　更令人发指的是，丹凤县警察“作案”时的理直气壮，甚至是不可一世的嚣张。拘人而不通知家属，居然声称“不通知你们是好事儿、通知了就是确实有事”；刑讯逼供之时，放话“我们既然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这样的口气，与黑社会老大无异，然而，它出自代表公权力的公安人员之口，令人瞠目。

　　如果徐梗荣没有猝死，而是像他的另一个同学那样被警察折磨受伤，以至于无法报考他心仪的体育专业，想必丹凤县公安习以为常的办案手段，还将延续下去，这个可怕的盖子，也仍然在嚣张的气焰中继续被死死地捂住。

　　那么，在全国，究竟还有多少个“徐梗荣”在刑讯逼供中苦苦挣扎？

　　徐梗荣早已不是孤例！究竟还需要多少鲜血和生命，才能终止刑讯逼供，终止“徐梗荣”们的枉死？

　　刑讯逼供之毒害，在司法界和领导层，并非无人洞悉。早在2005年，以纠正刑讯逼供为重点的专项侦查监督活动，就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的年度重要任务。在今年春在京召开的人权研究与人权教育座谈会上，就有专家痛心疾首地谈及我国羁押制度存在严重漏洞，一些看守所“牢头”“狱霸”猖獗，内部管理松散，遭羁押人员人权保障现状堪忧。

　　是的，人权教育！首先应当接受人权教育的是谁？从徐梗荣等人的枉死来看，是公检法人员，是公权力的执行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的行为。法律如此明晰，何以刑讯逼供在各地屡有发生？

　　难道相关执法人员都是法盲，需要进行普法宣传？恐怕未必。关键可能在于三点：第一，刑讯逼供在断案中十分“有效”，犯罪嫌疑人“招了”，案子于是告破，岂非皆大欢喜？据说毛泽东早在70年前就说过，“坚决废除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然而找证据多麻烦，一打就招多省事儿，无需任何技术含量及智力含量。第二，是刑讯逼供的风险成本不大。一般而言，只要稍微拿捏好分寸，别把人整死，一般不会东窗事发。不是逼急了，谁敢向警察叫板呢？这样的心态在一些“不法”的执法人员中，颇为普遍。失去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几乎是必然地滑向“不法”的深渊。第三，执行公权力的一些人心中，人权概念极为淡漠，视草民如草芥，警察是天，百姓是地，更不要说被他们猜疑的“犯罪嫌疑人”。中央三令五申，要以人为本，要致力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于他们都轻如鸿毛。

　　根治刑讯逼供，也要三招制胜：断案重证据不重口供，凡刑讯逼供者坚决依法惩治，在公检法人员中严肃开展人权教育。 （李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