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黑金链条
“排挤”外来企业的同时,重庆地产市场也关上了外部资金进入的大门,只能靠内部“供血”。
“长久以来,银行贷款几乎是重庆房地产项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单一的融资模式,无论对开发商还是银行系统来说,都蕴含着较大风险。”
当银行贷出的份额已满,企业还要不断借贷时怎么办?这就给高利贷行业带来了“商机”,也让众多掺杂其间的“黑金”得以“乘虚而入”。
“重庆的房地产商有一半以上都借过高利贷。”陈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纵观重庆黑社会发展的脉络,“放水”一直是其敛财的重要手段。
2007年,重庆直辖十年,重庆楼市也达到了巅峰,是供需两旺的“黄金时代”。楼市持续火爆,房价一夜飙升,每平米平均涨高700多元,连续5周商品房成交量超过5000套,并且不断出现单日商品房销售超过1000套的纪录。
“市场行情很好,不少房地产企业看到了土地开发的利润,就去吸纳一些非银行资金进行土地买卖,因为这些非银行资金比银行资金来得快。还有一种情况是,银行资金的份额已经借贷尽了,但是又想拿钱去买土地,就只有走高利贷这条路。”陈凡说。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的数据是,2008年,重庆市民间借贷利率平均高达18.72%,相当于金融机构平均贷款利率的2.3倍。
对于民间金融并不发达的重庆,300个亿的巨额“放水”资金来自哪里?
重庆律师周立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庆的高利贷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一些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二是国有银行利用职务之便放出来的钱。
一位金融体系的内部人士透露,涉黑的“水钱”有部分来自国资系统。“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优惠,一些国有大型企业、机构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拿到利率极低甚至免息的贷款资金,以用于当地建设;他们将巨额的资金以略高于几个点的利率拆借给‘中介’,‘中介’一般由各种名目的金融担保公司组成;担保公司再随市场行情设定利息,贷给那些缺钱的中小企业或者个人。”一条通过利差获取巨额收益的黑色链条由此形成。
而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一些信托、担保公司与银行、法院勾结,盯住某家资金链可能出现紧张的企业,然后主动提供高利贷,再趁机吃掉这家企业。”陈凡告诉记者。在“奥妮土地”案中,涉黑团伙头目陈坤志和龚刚模的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就是向竞拍土地的某公司负责人贷出本金1000万,月息为10%~15%的高利贷。后因无力支付高息,该公司负责人迫不得已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坤志,使其成为占51%股份的大股东。
一旦中间发生了还贷者无法归还的情况,涉黑团伙们就会动用暴力。
2008年4月14日,重庆某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向陈明亮借高利贷250万元,约定每月付给8%,也就是20万元的利息。后因开发商未按时付息,陈明亮就多次安排“马仔”去收账,不仅派人24小时紧跟该开发商,还将其软禁在办公室近一个月之久,并对其殴打。
“大佬”们当然不愿意自己永远活在阴暗的角落,他们会想方设法把自己“漂白”,让“水钱”变得“合法”起来。陈凡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升告诉记者:“在公职人员中,有的涉黑官员通过‘一家两制’进行洗钱。一方面利用权力捞钱,另一方面利用亲属的商业身份掩盖黑钱来源。”
“此外,利用地下钱庄洗钱也非常普遍。”李永升说,“地下钱庄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外汇买卖、跨境资金转移、资金存储及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这种方式成本非常低,并且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使黑钱流回。”
地产“潜规则”
陈凡曾多次代表公司参加土地竞标,他回忆道:2003年,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桥头黄花园大桥的一块地,属于国资委下面的国有土地,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标。这块地后来建了个加油站。在举牌前的半个小时,就有人来提前打招呼,举到多少就不要举了。加油站的项目申请提到了市政局,但是由于安全问题没有通过审批,后来重庆市前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收受了某公司的25万元“好处费”之后,顺利获得通过。
而通过恶意竞标、暴力恐吓等手段,以远远低于市值的低价拿下黄金地段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来自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黎强的起诉书中介绍,做交通运输起家的黎强涉黑团伙,参与土地拍卖会竞拍前,都会派“平头党”向前来竞拍的开发商们发出不许参与竞争的“通牒”,否则“后果很严重”。威逼之下,很多有实力的开发商只得成为竞拍会上的陪衬,而黎强却以极便宜的价格拿到黄金地段的地皮。
重庆打黑除恶专案组的一名警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某开发商看中了重庆一块地,陈明亮团伙立即参与竞争,哄抬价格,迫使开发商接受条件:支付4000万元,他们就退出“竞争”。该开发商支付了1300万元后,拿不出钱了。陈明亮等人就安排“马仔”以开发商欠其债务为由,频繁到开发商办公地滋事。最终,该开发商不得不将一块土地以2700万元抵押给他们。
土地交易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标准形式,即招标、拍卖、挂牌,一种是招商引资,也称BT模式。在BT模式中,也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陈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官员与开发商可以达成某种“默契”,通过无限提价来拖垮其他竞争者,而自己不用负担过多的钱。比如,官员与某开发商可以达成协议,这块土地我们以每亩400万成交,这之后,在拍卖过程中,那个开发商可以大胆喊价,假设最后喊到的成交价是600万每亩,开发商只需暂时付600万,官员会通过退税等办法,把多出的200万给“腾出来”,与开发商平分这笔钱。
“如果继续让黑恶势力操控房地产业,那么房价就不是跟着市场经济的指挥棒走,而是跟着少数人的利益走了,这会非常危险。”李永升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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