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要把显著提高全社会的研发投入(R＆D)占GDP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作为一个要奋斗实现的目标。特别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要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当好科技工作的“后勤部长”。

　　今天在座的都是科技工作者。这里，我想缅怀两位最近去世的科学家：一位是钱学森先生，一位是贝时璋先生，他们都是我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

　　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去世了。那天是星期六，早上我还是按时上班。他是8点零6分去世的，我是8点15分知道的。我赶到了301医院，向这位给国家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鞠了三个躬，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和哀思。当天夜里，北京雨雪霏霏。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钱老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脑海里。我起身找出当年的日记和与钱老的通信。睹物思人，思绪万千，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我跟钱老认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我在中央分管科协工作，他是中国科协主席。1990年7月3日，我到他在国防科工委的办公室去谈工作，我们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我的日记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作为社会形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就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要建设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然后他又强调还有一个基础，就是地理环境。我作总理以后这几年去看望钱老，他谈的更多的不是科技问题了，几乎每次都是教育问题。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还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我对钱老提出的这两条意见深为赞同。后来，我每到一所学校，都向师生们讲述钱老的这番话。我们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需要从娃娃抓起。不仅要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更要重视发展小学、中学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创造精神，打好人才成长的基础。只有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各类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中国才有希望。

　　贝时璋老先生去世时，我没有赶上去告别。那个星期天我到他家里去吊唁。这位老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天，就是10月28日上午，还邀请北大医学部生物物理教研室林克椿教授等6人进行讨论，一位107岁的老人邀请科学家来讨论什么呢？在得知2009年的诺贝尔奖揭晓以后，他心情一直不平静。他想起林克椿教授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作访问学者时，曾经发现了“由钙离子促进膜间结合而诱发螺旋状脂质体”的现象。当时这个成果很受重视，1982年的英国《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予以发表。我们有的科研成果其实离诺贝尔奖并不是很远，也许就一步之遥。他女儿跟我讲，那天，老先生精神特别好，跟大家讨论了一个小时，而且最后还讲，我们要为国家争气。我希望老一代科学家像钱老和贝老一样，继续在重点科技攻关和创新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才俊；青年科学家要继承发扬老一代科学家献身祖国的高尚品质和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只有大批青年科学家不断成长起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攀登新的科技高峰，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