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是富于创造的民族。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赞扬说，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从世界经济科技强国的地位上沦落了。回想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有过四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康熙61年、乾隆60年，加上中间雍正13年，一共134年，当时的清王朝沉缅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以至发展到发布“禁海令”，关上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对于国外的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由于满足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麻木无睹，错失良机。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大门，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的肤浅终告失败，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第三次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去年9月以来，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这场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扩散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冲击，主要是外部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凸显，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我们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坚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立足点，努力做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政府调控与市场作用相结合，促进增长与改善民生相协调，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比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只有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因此，在经济积极向好的趋势得以巩固的时候，应该而且必须开始考虑长远的事情。长远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科技和教育。要使中国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有一支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发展的后劲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引发了电气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内燃机和电动机逐步取代蒸汽机，创造了电力与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大幅提升了机械、冶金等产业的发展水平，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电子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电气时代进入电子时代。电子产业迅猛发展带动了一批高技术产业崛起，推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逐步到来，有别于以往工业革命的新型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形成过程中。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正在进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美国提出，将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最近又两次提出美国科技的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们必须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