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11月2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踏上了遥远的征程。然而，在那支591人的科考队伍中，为什么只有五六名科研人员？

　　“先站住脚跟。”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解释。近10年来，今非昔比。考察队中科研人员比例已经达到60%。

　　“南极研究是个国际大舞台，必须拿出有分量的科研成果与国际同行竞争。”我国最早踏上南极洲的科学家董兆乾一语中的，“现在更强调，要在硬件条件提高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科研成果。”

　　在南极放大中国的声音

　　我国南极科考起步较晚，在开始的那段日子里，国际舞台上很难听到来自中国的有分量的声音。

　　“以前参加国际会议，发言无非就是介绍在长城站、中山站做了什么，提出的目标都是泛泛的宏伟规划。”刘小汉说，由于拿得出手的成果非常有限，每次发言顺序也比较靠后。

　　现在有了改观。“我们不光说做了什么，还提出新发现、新观点，提计划时也会非常具体。会后总有人递来橄榄枝，‘咱们能不能合作？’”刘小汉说，这是自己25年感到的最大变化。

　　董兆乾也有同感。1980年，他随澳大利亚队赴南极考察，尽管样品采集、文章撰写工作都是他完成的，但署名时他也只能排在第二位，排第一位的是澳方科学家，因为项目是人家的。

　　据介绍，25年来，我国已经组织了26次南极科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年6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海洋学研究室主任孙波的论文，证实冰穹A是南极冰盖的起源地。这篇由中、英、日三国的9位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引起了很大轰动，孙波是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

　　美国WoS数据库收集了我国自1982年以来，在世界核心期刊上所发表的有关南北极的研究文章，数据显示，我国科学家每年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的论文增长迅速，1982年到1985年只有9篇论文，2006—2008年三年就发表497篇。

　　我国应制定更有雄心的南极科学计划

　　“一船三站”、建造新的极地考察破冰船，争取尽快添置固定翼飞机……短短25年，从极地考察规模和能力上看，我国可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和德国等极地强国比肩。

　　“问题是，在拥有了良好的硬件支撑平台后，我国极地事业迫切需要雄心勃勃的科学计划来引领。”中国极地中心主任杨惠根所言的“雄心勃勃的科学计划”，意指围绕当前科学前沿上的大科学目标。他希望借助大科学目标的持续推动，稳定并扩大科研队伍，推动我国极地事业跃上新的台阶。遗憾的是，现在的硬件平台本可以做更大的科学研究和探索，但相应的科学计划却显得有点滞后。

　　据介绍，冰川深冰芯科学钻探计划被认为是未来3—5年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研究，但由于缺乏体制保障，加上研究队伍本身原因，目前获得的支持并不多。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我国具有领先优势的地质理论、地球化学、天文学研究等领域。

　　从数字看，我国极地科考经费增长迅速。但每年国家财政拨款里，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四分之三甚至更多的经费都投在硬件条件改善上，真正能用于科研的经费不多。

　　董兆乾试图通过申报支持力度更大的国家课题以推进研究。他刚参加了一个项目的答辩，没有通过，“你根本没法和人竞争。”

　　申报原则的其中一条就让他不战而败。按照要求，项目需围绕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自身发展的重大需求，解决国家中长期发展中重大关键问题。“但对从事两极基础研究来说，成果离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昆仑站要变成有人值守的越冬站，需要等待科学需求的充分发育，与保障能力的快速发展匹配起来。”杨惠根告诉记者，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等纲领文件中，极地研究 “可以找到位置，但缺乏明确指向”。他希望能从政策和机制上鼓励“中国雄心勃勃的南极科学计划的诞生”，做强我国的极地事业。(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