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周恩来、邓小平做经济工作

　　谷牧在回忆周恩来时说到，自50年代到北京工作后，周恩来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至今一直激励着我”。

　　周恩来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是什么？学者张宏喜认为，在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有别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以及山沟里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欧洲创建和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那一批共产党人，给全党带来了优秀的基因。周恩来遵守纪律，服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也没有像“天上掉下来的马列主义者”那样高高在上、教条和脱离中国实际；佩服毛泽东和服从党的纪律，也基本摆脱了那种心胸不开阔、急于求成的缺陷，而是广纳各方所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和优秀传统较好地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凡事不偏激，考虑较周全，既宏观又细致，积极而稳重，脚踏实地，能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能最广泛地团结各方人士。这种优秀基因给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国后的建设、乃至后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因为这种基因，或者像谷牧所言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周恩来的政务院或国务院中吸纳了大批党内读过书的优秀人才。在他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中，李维汉、齐燕铭都是读书人出身。即以谷牧来说，到北京后能兼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与周恩来重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很大的关系。

　　谷牧的儿子、著名剧作家刘会远评价乃父说，“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他又说：“谷牧的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胜利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后被称为‘明白人’。”

　　评价周恩来，“中庸之道”是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谷牧行事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自然带有周恩来言传身教的烙印。

　　在谷牧当年的工作环境中，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甚至毛泽东这样的比他要年长一辈的中央高层领导，也有年长他许多、资历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从1955年1月到北京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审查、“靠边站”的5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中央经济和建设部门任职。从谷牧的回忆录及别人写谷牧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他与上述哪个领导人有什么争执。相反，谷牧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正因如此，谷牧自到中央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即使在“文革”日子很艰难的时候，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出席某重大场合时的一长串名单后，总会带上一句：“还有余秋里和谷牧同志。”熟悉当年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个“还有”的“名单学”，是一个人没有被打倒的象征。这，自然是谷牧“中庸之道”的体现。

　　谷牧的原则性，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件事情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工交《十五条》起草的过程。“文革”初期，工交系统遭受的冲击很大。周恩来曾找余秋里和谷牧谈话，要他们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谷牧肩上。

　　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陈伯达，已经就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革”拟出了一个文件。在谷牧主持讨论这个文件的工交座谈会上，与会者对于稿子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谷牧重新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

　　不料，谷牧的修改却引起陈伯达的极大不满。谷牧应召到陈伯达办公室后，陈拿出一本线装书，怒气冲冲地要谷牧读读他指定的一段话。这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的一段文字：“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意思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的，是类似算命打卦一类的下九流人物，本来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戏弄、被娼妓戏子所豢养、被社会习惯势力所轻视的。谷牧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以沉默应对。陈伯达便大发牢骚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谷牧这才明白，陈的火气是源于他对《十二条》的修改。谷牧当然知道此时陈伯达的地位，但他依然解释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此后，面对陈的许多蛮横不讲理的话。谷牧以沉默应对。虽然事情后来因周恩来坚持而平息，但谷牧的做法也让人钦佩。

　　第二件事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谷牧和余秋里)。负责记录的谷牧，三老四帅对“文革”怨气冲冲、会引起麻烦的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作为“两帮凶”之一，虽然对谷牧的批斗逐渐“升温”，但他依然秉承周恩来的指示，像个救火队长一样，在工业和交通最混乱的地方出现。而他的“帮凶”，也使他与三老四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谷牧的原则性和中庸之道，显然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高层人士的首肯。1975年邓小平复出进行“整顿”时，谷牧的任职得到了提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在邓小平的整顿中担当重要角色。

　　谷牧的升迁，显然与“文革”中陈永贵、张春桥等新贵的升迁不同。他独善其身，并尽力而为地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升迁是理所当然。而这次升迁的职务，使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能够较早地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打前站，并担当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