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宝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连第一个接诊徐宝宝的医生都不敢相信，这个孩子最终竟然死在了医院。而在事件随后的进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在一家著名的儿童医院里，发生了这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拷问？

　　我想我们不仅需要反思和追究某些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也应该反思我们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事情虽然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怎么把这个可能关系到每个人切身权益的制度至于公众监督的目光之下？我们来看看徐宝宝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人耿延：“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在我做律师生涯的当中，不仅仅是医患纠纷，在各类案件当中个这个案子都是处理最快的。”

　　在江苏省圣典律师事务所，记者见到患儿家属指定代理律师耿延。按照法律规定，他向南京市儿童医院开出了一份赔偿清单：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39万，精神抚慰金12万，共计索赔额51万元。耿延告诉记者，目前双方已经签署了调解协议，而关于赔偿款的商定，双方仅用了四五分钟的时间。

　　耿延：“我想引用一下，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那句话，他说他也做医患纠纷调解这么多年了，多则一两年两三年，最快的也就好几个月，正常五六次能解决他就很欣慰了。”

　　对于能够如此快速的解决问题，耿延认为，联合调查组的工作功不可没。这个做法首先突破了目前传统的医疗事故鉴定在用人方面存在的缺陷。

　　耿延：“这个医院出了事情由那个医院来鉴定，那么下一次反过来也一样，他们那个医院出事情的时候，由这个医院的医生来鉴定，那么彼此之间他们不可能没有厉害关系。”

　　除此之外，在手段方面也有着重大创新。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医学专家都只看病历，他们不会去到医疗事故现场，不会考虑事故是否与当事医生玩游戏有关这样的事实；更为关键的是，在事故鉴定中起重要作用的病历完全是医生所写，因此在事故的判定中，病人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耿延：“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手段太单一了，他就是由专家看病例，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病例全部是由当时医生自己写的，事实上也很多是可以补写的，我们知道封存病例能在两三天封存已经是比较快捷了，而医生当天晚上就可以把病例赶出来。”

　　而这次的第三方联合调查组不仅调查了当事双方，还通过调看电脑、监控等手段还原现场，做到了以前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做不了的事情，得出的结果势必更加客观、真实，也推动了整个进程超乎想象的顺利。

　　耿延：“事实上今天上午还有我其他的当事人给我打电话，他就问耿律师为什么我的事情不能这样解决，为什么我们的案件不能这么快解决，我们不要求这么快的解决，我们能不能够有可能也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调查。”

　　记者：“很多人通过这次事件都在想，能不能把三方调查常规化？”

　　耿延：“但是目前医患纠纷当中，像这样的事情，很难出现第二次，也许第二次我不敢说，但是它很难经常出现，就在独立调查小组这个问题上，很难规范化，制度化，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常规。”

　　记者：“你们觉得难在哪儿？”

　　耿延：“确确实实第一成本确实过高，这个不是很现实，我们司法界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说每出一个医患纠纷，那么我们就从社会上招募公开人士进行调查，这个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的审查委员会，由他来审核，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疑难的问题，他的影响也很大，如果不介入的话，会很冤，社会影响也不好，也影响我们的和谐，然后由他们触发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开展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