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选自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

　　以“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为主题进行理论研讨，我感到是非常必要的。这个题目可以讨论，可以在讨论中深化认识。在这里，我想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道路”是什么？在党的文献中，曾经概括过三条“中国道路”：一条是中国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第二条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就是在“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工业化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相结合，并且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第三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由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到21世纪，由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三条道路都是中国道路。贯穿于这三条道路之中的核心，就是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道路”，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做过科学的概括。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道路，形象地说，就是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行进，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去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毫无疑问，这条道路是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找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有一些问题是可以研究的。比如1949年我们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当时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现在我们依然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再比如1954年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当时宪法的界定，体现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原则，现在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至于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理论界公认是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把1978年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动，与1956年、1954年、1949年所进行的探索联系起来，做全面的考察。

　　按照我的想法，我们今天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长期探索的结果，经过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到1956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已经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制度和方针政策；第二次是经过1956年到1978年艰辛而又曲折的探索，从1978年至今实现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型，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发展的道路。人们在研究这条道路时，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是有道理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举世公认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中国能够在经济领域取得那么大的进步，与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取得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些领域也走出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比如十七大报告就说到过“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是在经济领域，也不只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如大家熟悉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等。我们讨论“中国道路”，应该对此开展全方位的讨论。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但是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包括我们的体制也没有完全定型。因此，我主张很好地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这条道路。包括研究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完善我们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发展这条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的道路。

　　总结我党的执政经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历史进步潮流所淘汰。二是要量力而行，坚持求真务实。我们要发展中国，尽快地发展中国，但也要看自己的实力如何，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千万要牢记，我们现在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依然排在一百多位。在这个时候讨论“中国道路”，既要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又要十分清醒，要有忧患意识，要量力而行。所以，我宁可讲这是一条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也不能为那种日益滋长的浮躁情绪“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来自国内外的“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而偏离了我们的前进方向。我们要牢记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三个“不”。沿着我们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五，我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我主张“中国特色”。现在世界上许多人在讲“中国模式”，说明我们的经验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受人重视，这是好事。这对我们的探索是一个鼓励，对于那些盲目留恋过去或盲目崇拜西方的人也是一个教育。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十分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要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本来我们的改革改的是旧体制，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改革的对象由旧体制变为这个“模式”，即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因此，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体制机制。其中，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当然，将来这个“中国特色”完善了，定型了，是不是可以说形成了“中国模式”呢？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探讨。现在，还是慎提“中国模式”为好。

　　作者注：我在一个理论研讨会上，就“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问题，谈过一些个人的看法。传到社会上，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也希望了解所讲的内容。在《北京日报》记者的帮助下，把我当时发表的意见整理了出来，我又作了一些修订，发表于此。(李君如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