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行政问责”四个字正成为越来越多人议论的热门话题，而云南昆明掀起的“问责风暴”更加引人关注。在各地都在探索行政问责制时，昆明的行政问责也引发了许多人的热议。各方说法不一，行政法学界也有微词。当地政府公务员与普通市民感受体会差异不小。本报记者通过多日深入调查，还“昆明问责模式”以本来面目

　　星期日，上午十点，从云南省昆明市圆通山动物园晨练出来的刘大妈，在圆通山后门绿化带的草地上看见撒了一地的瓜子壳、果皮、烟头等。刘大妈皱了皱眉头：“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人，垃圾也不丢到垃圾箱里去！”

　　随后，刘大妈想了想，拿出自己的手机，给城管热线打了个电话，希望城管能派人来清理。不多一会儿，有两位环卫工人就赶到这里把这些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刘大妈告诉记者：“如果是两年前，别说是草地上一点瓜果皮，就是满马路都是摆摊的，你打多少次电话都不一定有人管；今年昆明搞创卫活动，哪儿有遗漏的卫生死角，领导就要被问责，所以发现哪儿不干净了，一个电话，很快就有人来管！”刘大妈还说，现在去哪个部门办事都很方便，最简单的如去派出所办理户口手续，民警都和和气气地很快帮你办完，不但不会拖沓，更不会板着脸让你难看。

　　行政问责，已经成为昆明市民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而这位虽然不识字，但经常看电视的刘大妈所说的也一点都不夸张，就在上个月底，昆明市西山区刚刚问责了16名创卫不力的干部。

　　10月15日到25日之间，昆明媒体曝光了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街道办事处“南坝路官南立交桥流浪人员乱搭乱建形成大量卫生死角”、前卫街道办事处“希望路拥护社区时代风华小区乱搭乱建、脏乱差现象十分突出”、福海街道办事处“福海社区陆家村存在大量建筑、生活垃圾，长期未清除”的环境卫生等问题。

　　10月28日，昆明市西山区对创卫工作中被新闻媒体曝光、反映有突出问题的单位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16名干部给予行政问责，其中科级干部11人，一般干部5人；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问责4人，“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问责2人，“诫勉谈话”问责10人。

　　“二十年来昆明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退休老教师胡先生说，他在昆明居住数十年，虽然以前每年节假日前昆明都会加强环境卫生工作，但是像今年这么干净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认为，这是昆明大力推行行政问责的结果，在行政问责的压力下，城管和环卫等责任人更尽职尽责。

　　而在今年问责了近四百名官员之后，昆明最近又宣布，针对昆明严峻的违章建筑和无序建房，昆明将出台最严厉的惩治措施和规定，对拆违不力的领导进行严厉问责，“拆违不到位拆位子”，哪个单位的临违建筑拆除不到位，就撤这个单位一把手和分管领导的职位。

　　“这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工作不力被问责！”胡先生说，“但是，昆明的环境将会因为行政问责而变得更好！”

　　每个月都有人被问责

　　对于经常看报纸或者电视的昆明老百姓来说，官员被问责，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几乎每个月都能从媒体找到有关领导干部被问责的消息。

　　“自从2008年那个标志性的事件开始，问责已经不是偶然掀起的风暴，而是成为了常态。”昆明市西山区一位姓杨的公务员说，他现在和大部分昆明的公务员一样，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生怕哪天问责之剑就落到自己的头上。

　　杨先生说的那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08年2月份。当月23日，昆明市呈贡县一名副局长开会打瞌睡，被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随即，瞌睡副局长蒋文辉辞去了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与此同时，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并通过呈贡电视台向全县播出。这个事件成了仇和来到昆明之后，推行行政问责制度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在蒋文辉之后，不停地有干部和公务员因为各种问题被问责。

　　昆明还专门成立了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并设立了投诉电话，市民如果遇到公务员工作推诿、敷衍了事、效率低下，违反规定乱收费、乱罚款等11种影响行政效能的行为都可以进行投诉；同时，昆明市还将所有副处级及以上干部的电话全部公布到媒体上，并派出督察组明察暗访。

　　为配合2005年出台的《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问责办法实施细则》、《重要工作推进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六项)》和《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等一系列法规随之出台，同时昆明还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问责的范围。

　　一系列措施实施的背后，是几乎每个月都在刷新的被问责公务员的数字。2008年，昆明市问责了275名干部；截至今年9月底，昆明的行政问责人数已经增至399人。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被问责官员的数量都是2008年以前的很多倍，于是，有舆论把昆明2008年开始实施的行政问责称为“问责风暴”。在外界看来，无论是昆明行政问责的力度，还是被问责官员的数量，在全国都属罕见，称之为“问责风暴”并不为过；甚至有人认为，昆明的行政问责就是市委书记仇和掀起的风暴，如果没有仇和，行政问责很难会有今天的效果。

　　“压力大”是官员共识

　　严厉的问责制度之下，“压力大”成了昆明官员口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我身边的同事，因为上班时间玩游戏，被媒体的记者暗访到，前两天受到了通报批评，现在身边的同事，上班时不再像以前那么懒散了，不再有打游戏、看电影、闲聊的现象了……工作压力非常大。”昆明市禄劝县行政审批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昆明市官渡区政府的一位官员说，隔三岔五就会看到报道说某某官员被免职了、被通报批评了，有些甚至是自己身边的领导、同事，这让公务员们感到压力很大。现在他明显感觉到，领导批示越来越多，文件催得越来越急，不知不觉间，他已经习惯了早上8时30分上班、下午18时下班，身上带两块手机电池，办公室里备上了运动鞋……而且现在加班多了，会多了，虽然单位的电话绑定在他的手机上，但离开单位后依然担心，时刻觉得有事没做完。而一些被问责的政府部门一把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是嫌官小，现在不了，因为官越大责任越大，晚上回到家，连做梦都会想着如何还清之前因拖沓、不作为而欠下的“账”。

　　不过，记者致电昆明市纪委时，一位官员表示，她并没有听说昆明在搞“问责风暴”，在她看来，从去年加强行政问责以来，行政问责已经成为工作常态，而不是有媒体所说的“问责风暴”。她认为，风暴总要过去，但昆明的行政问责，则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杨临宏教授也表示，昆明的行政问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取得了好的效果，是民心所向；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把手仇和主抓的原因。他认为，即便将来仇和调离昆明，昆明的行政问责依然会实行下去，因为将来仇和的继任者无法不去考虑前任实行行政问责赢得的民心；今后如果问责不力，老百姓心中自然会有个比较！

　　昆明市纪委副书记丁仕凯则表示：要保证一项工作能够抓好，形成常态，持之以恒，关键在于形成机制。他说，机制来自制度。所以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本报实习生 施怀基 本报记者 储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