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是在一件件公共事件中发育起来的，这些事件教育了每一个公民，也激发了民众珍贵的权利观。对此政府要有足够的宽容，更要真正实践决策公开的承诺。如果政府希望修补与民众之间的裂痕，最好的出路还是将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还归于民，约束自己的权力，如此施政，才能在历史中留下政治文明的足印

　　10月以来，广州市频频出现社会对政府的质疑之风，从BRT到LPG的辩论，从花费巨资的道路绿化，到穿衣戴帽的形象工程，从河涌治理到交通堵塞的失望，还有令人焦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误解和矛盾，无不透露出民众对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渴求。作为经济指标在全国省会中数一数二的广州，务实开放，社会进步，励精图治，然有关部门面对公民社会的呼声仍表现不足，有待重新检讨和民众之间的良性关系。

　　从人大代表的质疑看出，许多社会争议的出现，其实不是政府拍脑袋，而是在和公众作比赛。旧时是“一切知情权归统治者”，现在的民众仍是被单一宣传的对象。公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一再被延迟，甚至被权威部门所遮蔽。如果不是媒体曝光，网络质疑，或者人大代表有话说，多少重大事务都会被顺理成章地推进，无迹可寻。政府这种家长式理念，与透明决策阳光行政背道而驰。如果要说在小地方这样就罢了，偏偏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还屡见不鲜，实在令人无语。

　　一切看似美好的城市建设，为何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皆因时代变了。以往那种歌功颂德，已经换作公民对切身处境的警醒，还有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义务。政府有调动税收资源推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力量，更有对经济指标的急切追逐，有打造理想中的国际大都市的壮志豪情，在诸如民心工程、惠民政策的名义下更是有着相当的正当性。比如要迫切解决番禺垃圾问题、要让城市迅速漂亮起来、要让公交跑起来，要让河涌水秀花香，决策与花钱的速度都是惊人的。而至于传媒、学者循循善诱的“事前论证，事后检讨”的制度，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摆设，人大对预算的监督更是力所不及。也许，在一些决策者眼中，与公众沟通完全就是婆婆妈妈的民主。只要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有强大的技术支持，没有什么大项目是不可以做的。在这些官员眼中，常常见物不见人，忘记了民意。

　　民众、专家、人大代表希望和政府平等对话，当面质询，分享对信息的知情，实现对权力的制衡。然而大家一次又一次发现这不过是西片看多了。对一切重大事务听证制度，经过历年考验，有些政府部门的掌控能力已日益老练。加上部门之间互相维护又各自回避，更让公众无从发问。利益部门常常通过渗透代言人，扭转听证风向，推动政策的施行。

　　民众终于发现，通过听证会不但不能决定结果，甚至连过程都无法实现充分的民意表达。百姓对监督政府望而却步，满腔热情唯有付诸网络。政策先下手为强，百姓乖乖做听众，几位人大代表更成了螳臂挡车的角色。除非有更英明的上级制衡，否则民意博弈如同飞蛾扑火。公民权利表达失意后，唯一能幻想的就是政府良心了，正如无法制止垃圾焚烧厂，只能幻想它真能做到少污染。

　　公民社会是在一件件公共事件中发育起来的，这些事件教育了每一个公民，也激发了民众珍贵的权利观。对此政府不但要有足够的宽容，更要真正实践决策公开的承诺。如果政府希望修补与民众之间的裂痕，最好的出路还是将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还归于民，约束自己的权力，如此施政，才能在历史中留下政治文明的足印。(耀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