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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钱学森的人都说，“钱老晚年不寂寞，因为他身边始终有蒋英”

　　本刊记者/李邑兰

　　11月1日，深秋的京城骤降大雪。这是钱学森辞世的第二日。来自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称，今年的第一场雪罕见地提前，是北京自1987年以来最早的一场初雪。

　　赶来吊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念叨着，这场雪是为伟人的离去而准备的。前来吊唁的78岁的范良藻是钱学森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招收的第一批也是唯一一个物理学研究生，自1958年毕业，他们已经阔别50年了。

　　航天大院8号院深处一栋相对独立的三层红砖小楼，是钱学森生活了50年的家，门前两侧已经摆满了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晚年卧病在床的钱学森，绝大多数时光就在这幢三层小楼里度过，除了身边的秘书和家人之外，他很少与外界直接联系。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范良藻与老师钱学森这50年间，大都是通过书信往来的。

　　总装备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11月1日上午已经陆续有2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自发赶来为钱老送行，这其中包括钱学森的学生、老邻居、老同事、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等。吊唁从11月1日开始，连续6天，每天早上8点半至11点半，下午1点半至5点向公众开放。

　　“追悼会暂定11月7日在八宝山举行，一切都由中央统一安排。”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向媒体宣布。对于钱家而言，钱学森的葬礼已不完全属于钱家，“这是国家大事。”

　　不写书，免得活着就后悔

　　“我们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啊！”今年84岁的王毅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

　　曾在航空航天部办公厅工作的王毅丹，是离钱学森最近的邻居。钱家所在的三层红楼共有两个单元，四单元只住钱学森一家人，三单元住着六户人家，王毅丹家是其中之一。

　　“钱老刚回国时，住在中关村。50 年代末搬到这里来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86 岁的老同事亓英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亓英德住在航天大院五单元，与钱学森已经做了50年的邻居，亓退休前的职务是航天工业部财政局局长。

　　这期间，领导曾多次动员钱学森搬家，表示会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级别给他盖一栋小楼，可他不要。上世纪90 年代，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动员钱老搬家：“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比你这老房子好。”涂元季还将已建好的小楼照片拿给他看，“您若住进这样的小楼，可以在院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学森却回答：“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从此人们再未提搬家的事。

　　老邻居们都对钱学森早年的状况印象深刻。家住航天大院34单元的老人刘小芳至今仍对10年前见到钱学森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每晚七点，吃完晚饭，刘小芳总爱到大院遛遛弯，“那时钱老身子还硬朗，也常出来遛弯，每次见到我们，都会主动打招呼，乐呵呵地和我们说话，非常平易近人。”她记忆中的钱学森，经常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装，绿色的军裤。

　　7年前，王毅丹搬到了航天大院居住，成了和钱学森离得最近的邻居，“但这并没能让我更多地了解钱老”。此时的钱学森，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出门，渐渐远离了邻居们的视线。王毅丹表示“近七八年来，我只见过钱老一两次。”

　　王毅丹也有遛弯的习惯，这些年每每经过钱家的时候，“窗户多是半掩着的，窗帘紧闭，看不到里面。”楼外站着两名警卫日夜守护着，“这也让我们很多邻居只能远望，而不敢登门拜访”，王毅丹说。

　　在前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陈兆武的年轻人，7年前，他曾是钱学森家的警卫排长，但也没有进过小红楼。在他当勤的两年，只见过钱老两次，都是陪同他去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当时钱老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很好，已经瘫痪在床，吃饭喝水都要别人喂食。”

　　钱家从来不缺“贵客”登门。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次看望钱学森，是今年8月6日，这是温家宝近年来第四次看望钱学森。80年代中后期开始，温家宝就经常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一起研究工作，并多次书信往来。而此前，江泽民也曾于1995年、1996年、1999年和2000年先后四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

　　“每到这时，院子外就会聚集一大批人，隔着小区马路张望。”王毅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家会好奇地猜测领导们又在和钱老讨论什么重大问题。

　　钱学森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

　　1950年，钱学森曾跟一个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仅见的关于钱学森的传记，是美国已故作家张纯如的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而该书在大陆几乎不可得，这就更加深了晚年钱学森在公众心目中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