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唯GDP论英雄”的地方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一些后发展地区的领导干部,所在地区发展工业的客观条件差,面对干部考核和选拔任用体制中普遍的“GDP崇拜”倍感无奈。压力之下,一些不择手段、不顾后果的招商引资措施由此出笼,引发更多社会发展问题。显然,对基层干部的考核必须因地制宜,确定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发展观,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当前,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差别考核”办法,初步改变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为当地发展营造了“多方共赢”的局面。半月谈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进行了相关调查。
“差别考核”告别“考核老三篇”
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广西珠江流域防护林工程建设重点县之一,也是广西最大的天然林和水源林保护区。多年以来,这个总人口15万的县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十五”期末全县财政收入仅4000多万元。
金秀县委书记黄振江介绍,长期以来,县里一直试图闯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道路。但在一刀切、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体制中,中心工作县里一个也不能少,即使不具备条件,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搞工业园区等经济工作也要做,大量的精力和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在工业上。多位当地干部说,山高林密的生态优势成了招商羁绊,项目招不进来,生态也没保护好,吃不了祖宗饭,也铺不起子孙路。
面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难题,来宾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调研,认定金秀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意义重大,要实现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努力规避以GDP增长取代发展,不惜以破坏环境的代价来追求增长的风险。
2008年10月,来宾市委、市政府下发《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考评办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城镇化建设取代了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化建设的“考核老三篇”,成为考核金秀的新“三巨头”。
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金秀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考核的首要指标。考核内容涵盖了植树造林、木材采伐生产、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林业案件查处、生态公益林保护、农村能源建设、节能减排等方面内容,分值占目标管理考核200分制的12.5%。
发展旅游业,也是该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分值比例同样为12.5%,重点考核该县是否确立旅游优先发展的地位,是否重视、关注、支持旅游产业发展,是否保证旅游发展资金的稳定来源并加强管理,是否确保旅游业财政资金投入增长25%以上。
“外松内紧”促发生态经济新思路
记者采访时发现,实施差别考核一年多来,金秀县不但没有出现组织涣散、人心不齐的情况,而且由于调整后,基于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生态经济思路大大促进了全县的发展,干部群众方向明确,人心振奋。
黄振江坦言,现在心里很踏实。这个踏实,不是因为没有了GDP指标的压力,而是因为可以根据县里的实际情况,真正走上符合县情的发展道路。他说:“过去搞工业园区招不了商,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低。现在可以把搞工业园区的资金用来发展特色旅游业和中医药等优势产业,既发挥了资金效益,又避免了环境污染。”
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青山村党支部书记张福林经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青山村的农田条件非常适合种植中草药材新品种“姜黄”。于是在乡政府的支持下,他从广东引进了姜黄进行试种,并建立了150亩种植示范基地,收益非常可观。目前,姜黄在该村的种植规模达到700亩,种植户的收入提高明显。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金秀干部说,以往谈招商引资就是工业化,招大商、引大工业,这与发展旅游、保护环境背道而驰,多数干部群众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办法,毕竟GDP是硬性指标。现在GDP金箍松了,但并不意味着压力小了,差别考核后工资照样要发,民生照样要改善,所以必须千方百计把当地的特色产业做起来。金秀县县长赵贵坤用“外松内紧”来形容干部队伍的基本心态。他说:“2008年,金秀县提出‘打基础,兴产业,发展特色经济’的思路,来宾市搞差别考核,为全县干部松了头顶上的GDP‘金箍’,干部有了目标,工作有了奔头,办法越来越多,发展也越来越快。”赵贵坤介绍,2008年金秀县完成人工造林1.2万亩以上,已开发出瑶医保健、瑶药养生、瑶族美食等系列产品,以及瑶族银饰、刺绣等民间工艺品,并成功引资1亿元建设“金秀生态民俗旅游区”,生态经济、旅游经济逐渐显山露水。
“一年多的实践表明,对金秀实行差别考核,不是不用发展了,恰恰相反,是要金秀发展得更好、更合理、更有后劲。”来宾市副市长曾艳介绍说,2009年,来宾市在金秀县差别考评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将这种考核方式推广到另一受石漠化所困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忻城县,考核重点放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上,在忻城县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许多基层干部开始真正贯彻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科学发展新理念。
基层考核体系亟待突破深层障碍
首先是推广难题。来宾市委书记张秀隆认为,差别考核制度不仅仅针对“特殊地区”,更是针对“建立在不同地区禀赋基础上的差别发展”,以期形成地区之间良性的差别竞争。对特色鲜明的贫困县实行差别考核、制定考核标准相对较为容易,但对于差别不太明显的县区,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研。从这个意义上看,差别考核对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调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次是差别考核为县级干部正确政绩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对于更高级别干部考核办法的调整还缺少探索。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瑞添认为,差别考核无疑对县级以下干部产生了巨大触动,但对于厅级以上的干部,由于层次更高,管理权限和范围更大,这一层面干部的考核难度更大。这就更需要从制度上尽快明确不同厅局之间由于行政资源不同、管理权限不同、管理人员和地域不同带来的差距,这样才能自上而下更好地奠定正确政绩观,促使领导干部告别“GDP崇拜”。(记者 何丰伦 王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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