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群体：生存重压下的苦涩与希望

　　——“保民生”关键期基层民生困难扫描(上)

　　-半月谈记者杨金志肖来胜刘宏鹏葛如江孙洪磊沈锡权

　　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三大心病：

　　增收慢、看病贵、买房难

　　在低收入群体较为集中的天津市秀峰里小区，70岁的刘淑兰告诉记者，她1995年从企业退休，退休金现在是每月1300多元。刘淑兰说：“现在什么都在涨，可是工资涨得太慢。”比如，水费4月份以前还是一立方米3.4元，现在涨到3.9元；固定电话即使一个月不打也得交25元；小青菜每斤4元，菠菜每斤5元……

　　刘淑兰给记者算了一笔收支账：全家每月总收入1900多元，主要支出有：水费40元、电费70元、煤气30元、房租37元、电话50元、手机50元、吃饭700元、吃药300多元、医保和养老金400元，合计1677元。她说，这还是“算计”着过日子，不注意的话开支就超了。

　　秀峰里小区居委会主任张茹告诉记者，该小区共有2200多户居民，其中80多户吃低保，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普通在职职工的收入增幅也相对缓慢，分化之势明显。不少城市居民说，现在工人太苦了，工资低又涨得慢，养家糊口都很艰难！在山东青岛某大型国有企业，近10年来中层以上干部的工资涨了10多倍，而一线工人的工资不过涨了2～4倍。

　　收入增长慢，医药费却涨势凶猛。刘淑兰说，虽说现在有医保，但不合理，有病也不敢看。医保规定，门诊必须够800元才能报销，住院费报销的门槛是1700元，15天不管是否痊愈都得出院。“现在我腿部有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等4种病，但是不敢到医院看。”

　　由于一些医药费昂贵的大病未纳入医保范围，很多家庭因此被拖入贫困。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凤城六村小区居民陈凤敏今年46岁，2006年做了肝移植手术，住院前后总共花了30万元。这笔巨额医药费只能报销几千元，家底从此被掏空。

　　据统计，上海市低于低保线的大约有44万多人。上海市规定，低保户住院医疗费在3万元以下的，政府补助50%，3万元以上的补助60%，最多不超过5万元。实际上低保户很难拿得出钱来看病，但目前政府又不可能都包下来。

　　中老年人为看病发愁，困扰城市年青一代的则是房子，高涨的房价正成为80后一代“不能承受之重”。在上海市，市中心的楼盘价格已涨到每平方米6万元，而上海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的月收入大约在2000元左右，工作5年后面临结婚，月工资也就是五六千元。算下来，要在上海购买一套90平方米、位置较远、价格较低的住房，不吃不喝也需要20多年。

　　煤矿工人：在家人的提心吊胆中为生存打拼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一家年产1000万吨煤的大型国有煤矿，半月谈记者下到1000米下的矿井深处。先是坐矿车，在黑暗中行驶了700多米后，矿车驶入车库，下面的巷道就要步行了。

　　记者走了2公里多，巷道越来越黑暗狭窄，脚下的泥水也越来越多。巷道里的管管线线令人眼花缭乱：有的巷道里，脚下是两根延伸的铁轨；有的巷道里，身边是正在运煤的传送带；直径半米粗的塑胶通风管，突然抖动着鼓圆的躯体，一股强烈的气流呼啸而过；刻着螺纹的瓦斯管，正“嘶嘶”地抽取瓦斯气体；半米高的大铁架上，挂满了胳膊粗的电缆。稍不留神，安全帽就磕到了头顶的钢管，胳膊蹭到岩石，双脚没入泥浆。

　　在井下走完一圈，记者用了2个多小时。虽然没有从事采煤作业，也已是满脸满身煤灰，汗流浃背。而矿上“三班倒”的工人们，每个班都要做满8个小时。在这8个小时里，他们见不到阳光，呼吸着充斥粉尘的空气，承受着可能发生险情的心理压力，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年复一年。

　　煤矿工人老万，志愿兵退伍后不久来到矿上，已经工作了16年。老万是工作面一线的采掘工人，工资按照劳动量计算，每月能拿到手1400元～2000元，另外还有300多元的养老、医疗、大病、失业、工伤等“五金”。老万爱人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社保，靠打扫卫生每月挣250元钱。

　　老万的住房是个搭建的简易窝棚——它的东墙是一栋三层旧楼房的外墙，西墙是一条道路的坡面墙。“这是个临时房子，跟矿上租的，每月租金80元。”他说。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房间，用布帘子隔成了三间，靠外的是客厅，里面的两间分别是老万夫妻和两个女儿的卧室。目前，矿上正在为困难职工建设廉租房，老万有望在近年内搬入新居。

　　今年夏天，老万家有一件喜事、一件愁事。喜的是大女儿考上了老家的大学，愁的是学费每年1万元，虽然今年的学费已经基本交齐，但是生活费和今后几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谈起煤矿安全，老万说：“说家人不担心是假的。要是下班时间还没有回来，家属都会打电话到矿上问问。”

　　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一家年产9万吨的民营小煤矿，记者见到了52岁的矿工老汪。矿上的300多名工人，一大半是像老汪这样从江苏、山东过来的农民工。

　　老汪住在矿区宿舍三楼的一个四人间里。四张床占了房间一半的面积，所有的被褥都沾满了黑色的煤灰，枕头上的污垢油黑发亮。老汪从柜子里摸索出半包白糖，倒一小半在大玻璃杯里，兑上开水，用筷子搅一搅，热情地请记者喝糖水——这是他力所能及的最高待客礼仪。

　　老汪跋涉几千里来打工，是因为家里负担重，孩子们都要结婚、上学。老汪的大儿子要结婚，小儿子今年20岁，马上要读大二。这个孩子一年学费要9000多块钱，加上生活费一共需要1.5万元。最让老汪头疼的是，他的女儿今年读高三，明年也要高考了。“她要是考上了大学，家里就要供两个大学生，难！”

　　这里是小煤矿，机械化程度和安全措施都不如国有大矿。“我在煤矿打工，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安全。”老汪说起一件往事，“我家属怀我大儿子快生的时候，我在徐州下矿，每次休班都准时回家。有一次临时要加班，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家里不知道。我家属看我没回来，着急，让她弟弟到矿上找我，后来下大雨又耽误了一天。

　　我回家以后，家属的眼泡都哭肿了。她说‘你也不来个信！’我安慰她说，‘今后不管怎么样，都要往好的地方想！’”

　　提起这件事，一辈子在煤矿上度过的老汪眼圈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