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

　　记者：据说您第一次担任装备型号总师是钱老推荐的？

　　王永志：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在他心中，人是不分尊贵卑贱的。钱老常说，“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1964年，刚30岁出头的我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我当时不这么认为，建议泄掉一部分燃料。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泄出来一部分呢？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钱老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我“很会逆向思维。”

　　“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老提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我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王永志深情地说。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

　　记者：纵观钱老的一生，他不仅以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风骨。与老人家异乎寻常的“事业心”相对应的，是他超乎常人的“平常心”！

　　王永志：是这样。钱老曾说过“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

　　记者了解到，钱老有着真正的科学家的风骨，他一生做人有四条原则：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他在多种场合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他不但说到，而且还做得最好。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一直住在六十年代的旧房子里。为他配备的专车他认为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钱老的专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他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柴永忠　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