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舞台”在高空，与危险相伴。

　　人们叫他们“蜘蛛人”。他们平时并不被人所关注，一旦突然陨落，则会再一次引发全社会对于高空作业安全、其上岗资质以及监管的关注。

　　这些“蜘蛛人”中，有一部分是脱离了正规保洁公司的“黑户”，他们可以为其他公司所用，也可以私下接活。

　　有保洁公司负责人坦承，“黑户蜘蛛人”的数量早已超过了保洁公司在编的“蜘蛛人”数量。而他们的安全意识往往较弱，部分12层以下的清洗作业基本不用辅绳，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让业务发包方和保洁公司都“顶着雷在干活”。

　　初次开工引人围观数小时

　　一场提前到来的雪，让傅云(化名)和弟兄们今年早早放下了绳和桶。

　　15年前，傅云离开四川自贡老家，来北京做保洁，并成为了圈里第一代“蜘蛛人”。

　　在第一家保洁公司，他认识了“高空作业”：一根绳、一个桶，主要是和广告牌打交道。没有“蜘蛛人”这么时髦的叫法，那时都叫爬墙工。

　　这家保洁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爬墙工屈指可数，还都由别的岗位客串。

　　“大家为从事这岗位挤破了头。”傅云说，他们图的就是上工当天能获得50元钱的补助，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可是份“大钱”。

　　能干上“蜘蛛人”除了要胆大的小年轻，还多是关系户。傅云没有关系可走，也就一直在“门外”看着。

　　1998年，跳槽到大兴一家保洁公司的他终于干上了“蜘蛛人”。当时有高空清洗的需求上门，但公司没能人。他凭着有一些间接经验当仁不让。

　　第一个活是清洗大兴供电局外墙，开工前，傅云意识到自己没有“高空证”，但他认为这不是问题，没有人给办证，也没有人检查。相反，同行中有证的那才稀奇。

　　不过，下绳前，他还是熟读了一遍他人“高空证”上的操作规程。尽管这个规程指导的对象是高空作业的架子工。

　　“比看戏还热闹。”傅云仍清晰记得第一次开工的“盛况”。因为稀罕，引来很多行人围观，接连看几个小时，撵都撵不走。看到出神，“观众”还会指挥他“往左、往右、放绳子”。

　　10年间，“蜘蛛人”的日薪从30元涨到50元、80元、100元、120元、150元、200多元，今年最高有拿到300元的。

　　“生计不用发愁，活多的时候荷包总能鼓鼓的。”说到这里，傅云笑了。

　　主动离开公司成“黑户”

　　傅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不愁钱，更因为自由。

　　与普通劳动者期望的一份稳定劳动合同相反，2000年，傅云主动离开了保洁公司。

　　在他看来，保洁公司的业务源和数量都不稳定，不能保证公司内“蜘蛛人”每天都上工。不上工的日子只能发60元左右的保底日薪，这导致很多“蜘蛛人”离开或私下接活。

　　北京春喜保洁公司负责人康文林坦承，小规模的保洁公司，很少会养一支固定的“蜘蛛人”队伍。相比室内清洁等业务，高空外墙清洗的接活率很低，而习惯了高薪的“蜘蛛人”很难降下身段做工资低的业务，开始去接私活。

　　作为公司，不愿意为干私活的员工买保险、承担事故风险。因此，与公司签劳动合同的“蜘蛛人”也就越来越少，他们转而成了行业内的一支支“黑队”。

　　傅云不愁没活干。离开公司后，“蜘蛛人”们相互以老乡、老同事为纽带保持着联系。谁手里接了活，就召集大家一起干，再瓜分劳务费，提供活儿的“蜘蛛人”能多拿一些。

　　多数业务只与发包方草草签个协议，如果发包方要求合同等完整手续，“蜘蛛人”们便委托熟悉的保洁公司去签约，获得劳务费后再分成。

　　傅云说，这种“借照”的操作方式已成为高空清洗业的行规。

　　由于没有公司繁琐的流程和财务制度，零散的“蜘蛛人”通常能给出比保洁公司更便宜的价格。因此，很多业务发包方也会主动联系这些“蜘蛛人”。

　　不少“蜘蛛人”在公司工作时就注意积累业源，他们的业务量甚至一度超过正规保洁公司。这也使得更多“蜘蛛人”脱离公司加入进来。

　　康文林说，“黑户蜘蛛人”的数量早已超过了保洁公司在编的“蜘蛛人”数量。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有的公司也会将接到的活外包给“黑户蜘蛛人”，但双方只签简单的工程协议，干一单工程结算一单。

　　行内都习惯了“无证上岗”

　　从成为“蜘蛛人”的那天起，傅云就是在无证上岗。

　　康文林也承认，他公司的“蜘蛛人”也都没有“高空证”。

　　在该公司经营执照上，找不到“高空作业”或“外墙清洗”的字样，“都笼统地涵盖在保洁里了。”康文林解释说。

　　“蜘蛛人”业务是康文林顺手捎上的。2004年前后，他做过包工头，每项工程验收前，都要雇人先做保洁，其中就包括高空外墙清洗。人难找，费用高，康文林决定自己承包外墙清洗业务。

　　两个有高空经验的架子工，再从工地上挑两个胆子大的学徒，康文林的第一支“蜘蛛人”团队就这么组建起来了，“挣得多，抢着干”。

　　而配套的工具也很简单，主绳、辅绳、安全带、安全锁和坐板，2000多元便可配齐一套。

　　但当康文林到大兴安全生产相关部门办理“高空证”时，被告知已不再发放。当时，只有建筑方面的架子工具备高空作业资格。

　　康文林认为，高空证早期由安全生产相关部门发放，但没有培训、年检等制度。在市场上，持证的“蜘蛛人”无论在劳务费和业务源上，优势并不明显。

　　最初，“蜘蛛人”行业里还有人办假证，后来大家都习惯了“无证上岗”，而新员工的培训主要依赖于老“蜘蛛人”的传、帮、带。

　　康文林说，一旦“蜘蛛人”作业中发生了事故，无证便成了公司的一项“重罪”，负责人甚至难逃刑事处罚。

　　傅云也习惯了外界在谈论“蜘蛛人”出事故时，必然兴起的“无证上岗酿惨剧”论调。但在他看来，却不尽然，“没有一起事故不是因为违规操作和心存侥幸引起的。”

　　没有受过正规培训，也没有从业资质，但傅云是技术规范的坚定捍卫者。“风吹到3级，宁可被发包方炒掉，也一定要下来”、“不要图快出活，辅绳不能少”、“即便只有一个人空中作业，也要有3个工人在地面配合”。

　　他反问，命是拴在绳子上的，有什么理由不善待绳子？不尊重它的价值？

　　持证上岗时代的到来

　　按照《北京市高处悬吊作业安全生产规定》要求，北京今后从事外墙清洗、空调安装等高处悬吊作业的“蜘蛛人”均需持证上岗。

　　康文林打算选送公司内普通保洁人员参与。有报道称，对全市“蜘蛛人”的培训将于年底全部完成，而首批“蜘蛛人”已经结束了培训，这让至今仍未接到官方通知的康文林担心，这次考试会不会将规模小、经营项目多的公司排除在外。

　　同样有些担心的还有傅云。他不知道上岗证是否能以个人名义报考，而当他意识到上岗证也许会将“蜘蛛人”重新“束缚”到保洁公司、目前的行业格局可能被打破时，他陷入了沉默。

　　良久，他说，会参加考试。为了继续上岗，也为了从业这么多年，给自己一个交代。

　　数说

　　“蜘蛛人”事故频发

　　2007年11月4日 海淀区新中关大厦，一名20多岁男子在清洁外立面玻璃墙时，从距地面50多米的高空中坠下，当场身亡。

　　2007年11月5日 朝阳区华腾国际三号楼，保洁员肖某在清洗外墙时，由于未系安全绳，主绳磨损断裂，坠楼身亡。

　　2008年7月13日 朝阳区定福家园2号院，1名空调安装工人从16层阳台坠下死亡，目击者称死者未系安全绳。

　　2008年10月20日 朝阳区华贸中心写字楼，3名工人对维修大厦标志时，施工吊篮突然坠落，3人从160米的高空坠落到4层平台，当场死亡。

　　2009年3月29日 朝阳区央视新址园区内，幕墙清洗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从45楼高空坠下，当场身亡。

　　据统计，2007年，全市共发生高处坠落事故48起，死亡49人；2008年，全市共发生高处坠落事故29起，死亡31人。今年以来，全市共发生高处坠落事故22起，死亡24人。

　　北京市安监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树森表示，造成事故频发的原因，首先是这些人员没有经过培训或是培训不到位；其次是劳动防护设施不到位。另外还存在违章指挥和违规操作等问题。（本报记者 傅沙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