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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究竟谁应该先迈一步？

　　本刊记者/杨中旭

　　10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通了来自美国白宫的电话，话筒的另一边，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气候变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新华社报道，这是一个“应约”的电话。即将在11月访华的奥巴马，显然已经等不及与胡锦涛当面交换意见。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迫在眉睫，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碳排放量占到世界总额的40%，中国稍稍多于美国)，亟需达成共识。

　　尽管依旧受困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架构，但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明显改变了布什在任期间的单边主义政策，奥巴马本人也多次表态“美国要为气候变化承担责任”。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外交谈判，第一次把气候变化置于首位。

　　谁先行动？

　　10月21日的通话中，奥巴马对胡锦涛说了这么一句话：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美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会议取得成果。美中两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分别采取了重要行动。

　　无论是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还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及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都明确了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减排的义务。也就是说，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头兵，美国应该先于中国行动。

　　关于这一逻辑的成因，也可以从奥巴马9月下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发言中找到佐证：“对气候所造成的大部分损害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造成的，因此，我们仍然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起表率作用——通过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以达到我们为2020年和2050年所分别设定的目标。”

　　除了历史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工作还受到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限制。根据欧盟的估算，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总计需要1500亿美元的援助，方才有希望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1997年的《公约》京都会议，明确了到2050年的远期目标：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3.6华氏度)，这需要全球较之1990年减排80%。

　　在1997年这次里程碑式的会议中，尽管达成了近期内(到2020年)分两阶段减排的目标，各国亦为此做出承诺；但在技术转让和资金扶持方面，美国却迟迟没有实质动作。在欧盟一马当先，成为全球最积极推动减排工程的区域之时，更凸显了这个超级大国的一意孤行。

　　2001年，以减排损害美国国内工业发展为由，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减排的国际合作陷入难局。

　　僵局难解之际，中美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后来上升为战略和经济对话)，两国在新能源、环保合作方面日益深化，但在涉及减排的核心技术(例如火电厂的减排技术)方面，美国依旧按兵不动。

　　“美国工业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减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说，“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碳排放量节节攀升，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了”。

　　此言非虚。尽管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不及美国的四分之一，建筑能耗也大大低于美国，但人口基数的庞大，“世界工厂”的建成，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令中国的碳排放问题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实，如果中国坚持美国先行动，从法律意义上也无可厚非”，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9月下旬于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向国际社会求援，救救濒临遭遇“没顶之灾”的岛国，令会场的多国首脑为之动容。9月22日，胡锦涛在会议上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在喻捷看来，这等于是中美两国尚未谈判之时，中国就提前表明了态度：咱们可以谈，并且是积极地谈。

　　与胡锦涛鲜明的态度相比，奥巴马在同一天的发言被外界批评为“继续玩模糊战略”。韩国《朝鲜日报》次日发表文章称：美国业已四面楚歌。

　　除了中国国内日益严峻的气候和环境形势、西方传统工业界持续的压力，国际上的斡旋也让中国的态度转向积极。就在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召开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文章，强调“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更明确它们准备做出的减缓碳排放的计划”。

　　喻捷提醒道：“胡锦涛在峰会上只是说‘大幅减排’，但并没有具体数字，这就给谈判留下了空间。”

　　皮球，被踢回了奥巴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