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学学生何东旭、陈及时和方招救人事件又有新进展，此前，媒体所披露的“渔夫见死不救”情节，已被当地警方证实并不存在，相反，事发水域的两名渔船船主曾积极参与了救人；但同时，当地个体打捞者利用捞尸牟利的细节也被曝光，其中，捞尸者用绳牵拽水中的大学生遗体，索要更高捞尸费的照片，成为了投向舆论的一颗震撼弹。

　　没人会忘掉这个可怖场景。那些勇敢的大学生，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许多人甚至呼吁给予他们国葬的礼遇，可他们当时所受到的待遇却是，遗体被牵来拽去，成了用来讨价还价的“物品”，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

　　网络上，人们用各种词汇诅咒着“牵尸谈价”：冷酷、肮脏、无耻、卑劣、丧尽天良、十恶不赦……公权机关可能也不会袖手旁观———当地警方或以涉嫌敲诈勒索追究个体打捞者的法律责任，据披露，可能有团伙暴力垄断那一带江面的打捞业务，若情况属实，那么，更大规模的追查行动不可避免。

　　然而，单纯谴责冷血的打捞者，甚至将其绳之以法，这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实际上，我们无法彻底断绝打捞者的“营生”，因为这只会让遇难家属求援无门；我们也不能说，打捞者若降价就是合理的；我们更不能奢望，打捞者把打捞遗体当成见义勇为，冒生命危险每天义务劳动。

　　我们看到了打捞者的人性恶的一面，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种商业化的打捞模式。此前，面对各地出现的打捞费争议，有论者建议“打捞市场规范化”，合理收费，然而，“打捞”根本就不该成为一个市场，所谓的打捞市场，只会是一幕幕类似“牵尸谈价”场景的大集合，无论如何都是对人性的悖逆，对生命的亵渎。

　　打捞遇难者遗体，这理当成为一种生命的仪式，这一仪式组织者应是政府，而非民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人性化，一只猫狗遇险时都可向政府机构求助，怎么一个人落水失踪报警反而没人管了；无论是在山上还是在海上，只要公民失踪遇险，政府机构都会启动庞大的搜索力量，锲而不舍地进行搜索，那么为什么公民在江河湖泊遇险失踪，就可以漠不关心呢？如果说，这是因为技术的因素，可海上救援的技术难度要远超水上救援，拥有各种现代化装备的政府机构，理应比装备简陋的民间打捞队更卓越，如果是人手不够，培训水下打捞的专业队伍似乎并非难事，甚至，由于民间打捞专业人员众多，只要从中招募精英，短时间内就能建立起强大的水上救援队伍。

　　显然，政府主导下的公益化打捞，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理念。我们应当认识到，国家是公民的庇护所，向每个陷于危难的公民及时施与援手，让每个遇难者家庭不孤立无助，给他们以最大慰藉，是国家的责任所在。文明社会不该允许那种以遇难者遗体讨价还价的交易，不能允许为等待亲人遗体浮出水面，而在水边坐等一夜的情景出现。政府机构对公民的人道救援应本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信念，对生命负责。

　　6年前，一名大学生之死导致收容制度的终结和救助制度的诞生，那么今天，3名救人大学生的逝去，是否也能引起另一个新制度的诞生呢？

　　我们实在不想以“大学生”的名义，因为，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或是其他人，都是平等的社会一员，他们的生命都应被珍视，他们的遗体都不该成为发财者的筹码。打捞者对于生命的麻木不仁已受到了谴责，那么下一步，是该解决公共服务对于生命麻木冷漠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