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作为一名功勋卓著、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大师、学界元老,钱老留给我们值得郑重祭奠、深切缅怀的东西,无疑太多太多。

　　其实,除了那些早已述之甚详的事迹之外,钱老留给我们的,还有很多看上去似乎很细微、并不怎么起眼的精神遗产,如最近几年他对教育问题的多次关注和嘱托,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咂摸。晚年的钱学森,在病榻前,面对前来探望他的国家领导人,曾反复谈及教育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坦诚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所述的这一教育领域 “大问题”,确是事实。以钱老自身为例,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60年来我们确实没“冒”出几个,而曾经培养并造就了钱老这样“杰出人才”的,也确乎并不是“现在我们的学校”。对于这一事实,钱老显然并非孤例,统计显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就此而言,钱老的这份教育嘱托、箴言,既是他们这一辈老科学家对教育现状的批评,也是其对身后后继乏人,“杰出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忧思。

　　那么,什么才是“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办学模式”?在笔者看来,这至少首先应该是一种高度尊重教育本身主体地位及其内在权利和规律,能尽可能地使之远离 “功名利禄”的模式——比如让办学的过程、教育的过程,既尽量与产业化、商业化脱钩,避免成为商场、学店,又尽量与行政化、权力化脱钩,避免成为官场、衙门。

　　事实上,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为杰出人才,并成就举世公认的科学业绩,恰恰就在于他能始终秉持一种淡薄甚至厌弃名利的纯粹的科学本色、为学风范。这正如钱老的两句名言所述:“我姓钱,但我不爱钱”,“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要”。

　　据悉,长期以来,钱老“把除自己工资以外的几笔大收入全部捐献出去了”,而对于官位,钱老更是避之不及,“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甚至要求免去自己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称号”,至于对他个人的宣传,钱老同样十分冷静,曾告诫其助手,“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现在,钱老驾鹤西去了。我们怎样才算更好地祭奠、缅怀他,并且是他在天之灵所欣慰乐见的呢?我想,除了泛泛地说些“好话”之外,最要紧的恐怕还是,深刻铭记钱老的有关“杰出人才”培养的教育嘱托,尽快去改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遗憾,使千万个如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能在其身后不断涌现、层出不穷。（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