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省启动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咸宁市的崇阳县位列其中。截至今年9月底,该县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这73例感染者中,有70例是经性途径感染。县疾控中心主任沈芳明说:“外出打工收入增加,也使本县成为艾滋病重灾区。”
崇阳县的艾滋病感染者多是经性途径感染,很大程度上要怪当事人不洁身自好,然而在笔者看来,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进行深刻反思。
首先,民工“找小姐”固然不对,但众多男性民工在城市打工,妻子只能待在老家,他们的性饥渴得不到缓解,可以说是长期存在的现实情况。其实,大多数民工并不想跟家人两地分居,但城市里高昂的房价、城乡间的户籍壁垒等,让他们只能这样做。有人甚至提出,中国几千万的农村留守妇女实际上是“体制性寡妇”。如果有关方面能够重视民工的性问题,比如多为他们建一些“夫妻房”,男性民工因“找小姐”而感染艾滋病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大大减少乃至消除的。
其次,对农民工性知识教育仍然缺乏。艾滋病并非不可预防,使用安全套就是有效的防病手段之一。但农民工群体多数受教育水平低,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报道中提到,有人在外打工期间“乱搞男女关系”,却不配合疾控中心的检查,笔者以为缺乏医卫知识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更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务工挣钱,但他们在法律、道德等方面,层次却没有及时跟上。现在在城市从事卖淫、嫖娼活动的,有相当比例的群体是进城农民。2006年《南京晨报》曾报道,南京市浦口区查出了一个七八十人同乡卖淫团伙,他们中间有的是姑嫂,有的是妯娌,有的甚至是夫妻关系。为此,区法院法官专门致信湖北崇阳县县委书记,谴责了丈夫携妻卖淫等现象无视国家法纪、败坏道德伦常,并提醒崇阳县当局“守土有责”。笔者不知道,崇阳县数十位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否跟团伙卖淫有关,但很显然,一些农民“笑贫不笑娼”是不该被纵容的。
崇阳县72位农民感染艾滋病,无法不让人痛心和惋惜。但是,比几十位农民感染艾滋病更值得忧虑的,是让他们感染艾滋病的社会性原因。如果这些因素得不到及时改观,会有更多的人感染艾滋病,我们的社会也可能因此面临极大的危机。(李清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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