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法者本周审议了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期望通过完善立法以减少错判“冤案”以及看守所刑讯逼供等虐待行为的发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开始第三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不过这项法案不在此次会议上进行表决。国家赔偿法生效14年来，一系列舆论热点事件伴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

　　今年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这一被媒体称为“躲猫猫”的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舆论认为，这客观上加速了国家赔偿法的修改。

　　修正案将“看守所管理机关”纳入了赔偿义务机关的范围。赔偿的范围包括，看守所工作人员“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

　　警方最初称李荞明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受伤而死，随即引起社会舆论强烈质疑。之后，云南检察机关公布了调查结果。看守所两名民警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刑。

　　类似案例显示了中国依法治国在破解难题中推进。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26日就“钓鱼式执法”事件的调查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称城管部门之前所做的调查“简单草率”，结论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

　　10月14日，面包车司机孙中界在上海搭载了一名“乘客”，“乘客”随后留下10元钱作为车资。孙中界随即被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拦下，车辆因“从事非法营运”被扣留。经记者核实，孙搭载的“乘客”是交通行政执法便衣，俗称“钩子”。

　　浦东新区城管部门此前发布的调查则否认了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18岁的孙中界为证明清白，自伤小指。中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违规执法现象，这种涉嫌唆使、引诱甚至嫁祸车主的“钓鱼式执法”，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钓鱼执法’也可称为‘执法碰瓷’，这从根本上违反了政府公共政策和管理规则，违反了行政管理法律规定。”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承诺，将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2003年，27岁的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殴打致死，直接促成了有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新的法规出台。他的家人获得了国家赔偿。

　　多年前，湖北人佘祥林的妻子失踪，佘被认定为杀人犯，一审被判处死刑。由于证据不足，此案退回补充侦查，佘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的妻子回到家里，已在狱中度过11年的佘被当庭宣判无罪。

　　2005年，一犯罪嫌疑人供认了10年前奸杀妇女的事实，但他犯下的凶案早已被警方“侦破”，河北农民聂树斌误被认定为杀人犯，10年前被执行死刑。

　　在佘祥林、聂树斌等“错判”案件的影响下，最高法院自2007年起收回死刑复核权，并表示，“严格把关避免错杀”。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说，前几年，重大冤假错案大多是因为刑讯逼供，而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和中国证据制度的缺失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促进取证和审核。

　　今年6月，因无法获得“尘肺病”证明，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坚持“开胸验肺”，最终以此荒谬的办法获得61.5万元的职业病赔偿。卫生部随后要求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工作。

　　法学家称，重大个案成为法律史上的里程碑并推动法治进程，世界许多国家均如此。在中国，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例影响和促进了一系列法律条令的修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这些标志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记者 李惠子 程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