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习惯，弄堂里、菜场上、马路上屡见不鲜。穿着花睡衣的女人，脚踩一双还算精致的皮鞋，跑到弄堂口买一包盐，或顶着满头发卷出来倒垃圾。这被看作上海市井文化的典型画面，但上海市政府对居民的最新要求是，在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前，“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长江日报》10月29日)

　　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尽好客真谛。佳期渐近、宾客未莅，主人却整天关在屋里，对着镜子检视自己的行头，并时时梦想着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以便让宾客让观众让历史留下一个最顶级的评语。当迎宾之道钻进这么一条城市形象学、荣誉学的死胡同，任何新奇玄妙的管控绝招，都可能成为那个传奇梦想的带刀侍卫。管控真是一把城市治理的好刀，尤其是刀鞘上烙着盛会迎宾的烫金标语时。刀锋渐起，花睡衣从此绝迹于街市，并且，不要天真地以为这是形象管控的终结；当城市形象美学、荣誉哲学的自我命题和执行逻辑冲开了缺口，它很可能惯性流泻和奔腾下去：比如流浪乞讨人员、街头流动文艺表演者、路边小摊小贩等，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件被迫换下的城市“睡衣”。

　　坦率地说，在真实从容的睡衣市井风情与标准化着装的盛会期人造景观间，我宁愿选择前者，因为它让我嗅到了可爱的人世烟火气，它丝毫不虚伪不矫情不造作。我忽然浮起一个疑问：若以嵇康、刘伶为代表的西晋名士们生于上海，将何去何从？这群蔑礼法崇放达的性情中人，想来是不为形象管控城市所喜的。

　　长久将自己定位为城市公共事务管控者、城市形象主设计师的地方政府，一门心思地强化自己的管控职能，总想将其管控之手伸得远些再远些、细些再细些，以至把自己累得像个管控劳模，以至让真正的城市主体和核心——市民们不胜其扰不胜其忧。哎，城市的形象设计师怎么就不明白小政府大治理、甚至是无为而治的政治学智慧呢？

　　总是急吼吼地想把自己并不可靠并不高明的生活“智慧”，强行政策打包强塞给城市市民，其实是许多管控型政府、强度管理型政府的困境根源所在。(萧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