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训练，得从娃娃开始”

　　尽管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和规则，但有时企业家们还会不知不觉越过界线。

　　比如，执行理事们时常给秘书长直接打电话，提出意见，要求遵照执行。有时候，两个执行理事的意见恰好相反。有一度，秘书处疲于应付。

　　“权利表达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杨鹏很久以来为此困惑。现在他的做法是，委婉地提出：你的意见我只能当作建议，不能当作指示，按章程，只有执行理事会集体的决议对我才是至高无上的。

　　在第一任秘书长卸任后，新任会长王石迟迟提不出新的人选，几名执行理事一次讨论到底谁合适，商议是否酝酿个名单出来。这个好心的提议立刻遭到王维嘉的反对：“按照章程你们不应该讨论这个，因为你们没有提名权，你们讨论出一个名单来算什么？”一场可能造成误会甚至分裂的事件因此被阻止。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几年里一点点磨出来的。”杨鹏说。

　　他发现，由于“辩论、选举、表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没有相应的训练”，所以，几年来，企业家们一直都在学习这些基础常识，甚至包括怎样开会。

　　以前开会，经常有人随意打断别人发言，说着说着就跑题了。有时，两人争吵，其他人就一旁听着。有一次，一位香港企业家忍不住抗议：哪有这样开会的？应该先要有动议，再有人附议，然后表决啊。

　　“动议”这个词语，尽管据《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译者袁天鹏考证，孙中山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引进了，但协会内的大陆企业家们起先大多对这个概念很陌生。

　　2008年，杨鹏找到袁天鹏，与他签定合同，请他为协会专门制定一套《SEE议事规则》。“这大概是国内第一份单纯为了制定一套议事规则而签署的合同。”袁天鹏说。

　　最后磨出了43条条款，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真正的决策民主，只能靠不打断、不跑题、正反方轮流发言等等细碎的规则来实现。”这位议事专家强调。而这些“细枝末节”的背后，才有“议事的效率，以及议事程序的正义性”。

　　2008年12月底，这部《规则》在执行理事会上通过，正式成为协会第四版章程附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开始运用这套规则议事。

　　会长王石穿着一双左脚裂开一道口子的棕黄色皮鞋，走上讲台充当会议主持人。要发言需要举手申请，发言不得超过3分钟，时间一到，王石就敲响手中的槌子。

　　当秘书处提交的项目预算遭到质疑时，王石忍不住想发表意见。但按规则，主持人不能就讨论内容发表看法，于是王石只能将主持权力暂时移交给别人。要知道，只有在一个动议讨论表决结束之后，他才能收回授权。

　　尽管有争论，有异议，但大家有序按照“动议——附议——表决”的流程进行。据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估计，这次会议至少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开会基本不怎么吵，大家都按章程来。”王维嘉说。每次开会，秘书处必然带着一本章程，以供参会者随时查阅。

　　几年下来，杨鹏颇有感慨：“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二是公共领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都是一个渐变过程。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需要训练的。而这种训练，真的应该当成现阶段非常重要的任务，得从娃娃开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攻非营利组织管理研究的副教授田凯，在今年研究过SEE协会的整套治理结构后，感到“非常诧异”。

　　“中国竟然产生了这么一个组织”，他说，“我以前觉得这样的治理结构应该是比较大型的国际组织才会有的。”

　　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组织，即将在今天迎来第二次换届选举。两年前的第一次换届选举上，他们发表竞选演说，拉起布帘设立秘密写票间。大陆企业家们“傻乎乎”地看着台湾企业家拜票、拉票，甚至一位台湾企业家还请出太太高歌一曲，为自己助选。而这一次，“我们估计也会有故事。”一位大陆企业家预言。

　　5年来，企业家们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据张树新观察，王石最初来开会时的表情，跟后来都不一样。这位强势的企业家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在他原先的词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但现在他学会了妥协。

　　而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则变得认真了。“他唯一不讲黄色笑话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里的会场上。”张树新笑道。

　　至于她自己，5年来的感慨是：“把公共精神，真的转化为公共组织，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起到该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就没白做这件事。” （记者 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