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争吵了。

　　协会的工作人员们说：“企业家们吵得太凶了。”外界不时也有传闻：SEE开会总“打起来”。

　　“因为没有人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可以理直气壮、表里如一地争起来。为了个人利益的话，还要技巧一下，现在大家可以很直白。”韩家寰说。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也许正如云南红酒业公司董事长武克钢所言：“大家都一年交10万块钱，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钱，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理，我就得听着？”

　　“我们这些人都太有决策能力，每一个人要说服另外一个人都比较难。”这是张树新的观察，“因为在企业里大多是一把手，他的话就是句号了。”

　　然而在这里，谁说了都不算，即便是会长。第一任会长刘晓光说，有时候开会，他只能苦笑，对这个意见说行，对那个意见说好。第二任会长王石的感受是，“会长首先是个受气包”。

　　这里开会从不摆主席台，座位不分主次。会长跟所有理事一样，不领薪酬。来参加会议，协会没有专门为他配备专车，餐费实行AA制，进会场随便找个地方坐。理事名录里，会长副会长执行理事们一律与普通理事同等待遇，按姓氏字母排序。

　　“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现任秘书长杨鹏说。

　　然而当这些平等而强势的个体集合到一起时，却发现，尽管他们在5年前就在理念上达成了要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共识，但具体到如何运用民主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组织的公益目标时，他们都是新手。

　　“中国人对纵向关系比较熟悉，知道怎样对上，如何对下，却对横向关系比较陌生。”杨利川说。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横向的合作与协商。

　　在这个群体里，虽然“海归派”看起来要比“本土派”更有民主程序的意识，但王维嘉承认，“其实在具体规则上大家一样缺乏训练”。

　　规则是一点点“磕”出来的。

　　协会最初的章程里并未写明执行理事选举是差额还是等额，但显然，等额的选举办法在成立大会那天晚上即遭到“攻击”，差额选举此后被明确写进章程。

　　章程里起先规定会长可以连选连任，结果遭到反对，章程便改为：会长不可两届连任，但可隔届参选。

　　刘晓光作完工作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鼓掌通过。当时的副会长王石马上提出异议：“没有提意见并不表示同意，应该表决通过。举手表决已经比较落后了，鼓掌就更落后了，这就像人民公社了。”

　　刘晓光会长任职快期满时，“老领导要退休了嘛”，有理事提议推举他当名誉会长。结果，另一位理事一下“急了”，直接就安排要见刘晓光，直指这样有害于协会的基本价值建设。而刘晓光也在卸任时主动表示不当名誉会长。

　　2006年的年度理事大会，刘晓光将执行理事们前一天已经决策通过的下年度项目和预算，向“最高权力机构”理事大会汇报。结果坐在下面的武克钢一下跳了出来，说：“不对啊，显然程序反了。”

　　会长解释说：“程序不能改了，因为章程就这么定的。”

　　底下有人窃笑：“会长定调了。”但武克钢径直走到讲台前，抓过话筒说：“不行不行，我们后面已经形成‘反对党’了……”

　　于是，一次大幅度的章程修改被正式提上日程。

　　建设这个组织的DNA

　　王维嘉被责成带队，负责提出修改动议，再提交“最高权力机构”表决。这是一次对原有章程的大规模梳理。

　　王维嘉坚持的原则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主要是倾听大家的声音”。为此，他跟北京地区的理事座谈，然后自掏腰包，专门跑了深圳、昆明、上海等片区开沟通会，最后总结整理。又把原有章程里那些明显违反逻辑、定义混淆不清的地方，一一梳理清楚，同时还要兼顾规则的严密性与效率的均衡性，因为“我们不能像美国议会那样为一件事儿吵上两三个月”。

　　“我是一个编程序的工程师，绝对不会让程序走到一个死角出不来。”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说。

　　这已经是该协会的第三版章程：从第一版的13章65条，到第二版的14章71条，直至这个版本的19章108条。协会甚至专门成立了独立的章程委员会，只对理事大会负责，并专章写入章程。

　　“我们的章程永远是开放的，”秘书长杨鹏说，“先想办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然后觉得应该变成章程的一部分，就写入章程，把好的办法变成制度传统。”

　　而这样的制度建设被王石称为是建设这个组织的“DNA遗传基因”。

　　根据协会的这部“根本大法”，会长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会长可以定期召集执行理事会，决定时间、地点和议题，但没有任何决策权，只有一票。会长可以提名秘书长名单，但必须经执行理事会表决。总共有三个环节决定财务总监人选，会长只是其中一环。

　　更多的时候，会长得多尽些义务。比如协会与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谈合作，秘书处告诉王石，要是会长参加能起到推动作用。王石就明白了：“不是说要我去谈什么，只是需要我坐在那儿。于是，那天我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上午。”

　　而且，会长还得面临被监事会弹劾的危险。杨鹏说，自从任志强当选第二任监事长，“搞得现在当会长都很紧张，我也很紧张，开会之前他都会找人来查账。”

　　任志强前后共3次竞选监事，第一次选举大会和后来的一次监事增补都没选上，直到第三次。那是2007年的换届选举，他锲而不舍地发表了竞选演说：“我参加了15个基金会，有6个是副会长，大部分是常务理事，只有一个连监事都选不上。”

　　到目前为止，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他所有捐款的19个基金里面捐款额最低的，但是花费时间最长的。

　　“每次会上我们都会提出大量的反对意见，他们很怕我们提出问题，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是受到批评，还没有受到过表扬。”这个据说连上厕所都拧着眉头、被会长王石称作“大炮筒子”的人说，“我们监事会严守一条线：绝不干涉执行理事会决策。我们的监督主要集中在财务制度和决策程序，以使他们的做法符合章程。”

　　这位监事长还不时告诫秘书长杨鹏：“一切公共事务都要建立在你们的恐惧之上，你们才不会以权谋私。”

　　几乎每次开会，监事会都能找出问题。以至于秘书处现在学乖了，在监事会派人来查之前，他们自己先自查一遍甚至数遍。但仍有被抓个正着的时候。杨鹏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执行理事会已经批准将一笔500万元的闲置资金拿去做短期投资，秘书处又将另一笔800万元的闲置资金也拿去做了短期投资。尽管很快收回并且有盈利，但还是在会上“被批得灰头土脸”，会长王石也为此作了检讨。

　　后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讨论要不要将这段记录公开，杨鹏说，当然要上网。在这个组织里，会议记录、各种资料、审计报告以及财务报表，都被要求公布在网上，供会员和公众监督。

　　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秘书长的权力。预算编制和审批是协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环节之一。杨鹏说，一旦年度预算经“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就成了法律”。秘书处把一年的预算大幅张贴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遵照执行，即便是有决策权的执行理事会也只有20%的调整幅度。

　　协会最初只有一位兼职财务人员，现在则既有对秘书长负责的财务经理，也有对会长和监事长负责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定期向上汇报，“报什么可不经过我。”杨鹏说。

　　这位秘书长有时为联络感情想请部下吃顿饭，得自掏腰包。他向协会报销的发票，得注明时间、用途，还得写上联系人电话，以备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