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法院罕见地将公款吃喝费用认定为贪污款。对于公款吃喝，司法是被动的，但侦查是主动的，检察机关面对“吃喝能入罪”却无所作为或只是偶有作为，怕是难以向公众交待。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法院近日以贪污罪、受贿罪，两罪并罚一审判处岱山县高亭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傅平洪有期徒刑11年。引人注目的是，傅平洪用公款为自己吃喝玩乐埋单的44万余元也被法院认定为贪污款。(10月27日《扬子晚报》)

　　“吃喝玩乐”也按贪污定罪论刑，这一个案超出了大众对当今司法生态的认知。傅平洪成为新闻人物，以及有关该个案的报道登上各门户网的点击排行榜，全赖在这之前并无类似的个案的发生。相反，流行于官场的“潜规则”是，工作就要吃喝，吃喝就是工作，“吃吧喝吧不是罪，不进腰包无所谓”。这种“刑不上吃喝”的观念，在官员群体中“市场占有率”极高。就像“睫在眼前常不见”，司法机关也迎合了这一观念，“吃喝入罪”的个案姗姗来迟，当是大众心理、司法文化、监督机制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然，从刑法上看，“公款吃喝”问题固然未必都是罪，但“吃喝入罪”也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依刑法第382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动用公款吃喝，当然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不论是公款，还是用公款购买的“吃喝消费”，当然也是“公共财物”。以公务之名实私人吃喝玩乐之实，符合“骗取”的特征，若不以公务之名而动用公款吃喝，则是赤裸裸的“侵吞”。在主观上，享用“公款吃喝”的官员只是故意，至少———谁听说过“过失公款请吃请喝”的例证？

　　基于信息不公开，迄今为止我们对“三公消费”的准确数额依然不得而知。最近公开了部门财政预算的广州，也没有列明“三公消费”的数目。几年前有全国政协委员提供了一组数据称，各级官员每年花在公款吃喝上的高达2000亿元。这一数字触目惊心，却无从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公款吃喝远未得到遏制的当下，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攀升。

　　反对将“吃喝入罪”的论者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公款吃喝中无法辨别是公款公用还是公款私用，若要入罪，取证将是最大的难点。我们应当承认一旦司法启动对“公款私用”的问责，必将遭到不少的阻碍。这其中，也确实有取证难的问题。但最难的恐怕还在于：哪个反腐机关有足够的道德力量来查办、控告和审判“公款吃喝”———法庭审理中，被查处之人大可质问庭上的检察官和法官，“吃喝确该入罪，但你们自己没有这样吃喝吗？”

　　舟山法院认定傅平洪贪污罪名成立的事实依据是：傅单独或伙同他人采用虚开、多开发票的方法，侵吞单位公款共计44万余元，用于支付个人餐费等开支。天底下的“公款吃喝”没有两样，最终都要表现入账。依此看来，取证虽难却也谈不上无从入手。问题还在罪与非罪之外。

　　从制度腐败的视角出发，我并不看好舟山此个案的“示范”价值。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此案也注定难以成为最高法院向各级法院倾力推销的“指导性案例”。鉴于网络舆论对这一个案的颇为追捧，事实上将检察机关逼到舆情危机的前沿———司法是被动的，法院要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但侦查是主动的，检察机关面对“吃喝能入罪”却无所作为或只是偶有作为，怕是难以向公众交待。

　　无论如何，只有“刑也上吃喝”并非孤本，而是进入日常化司法的轨道，“公款吃喝”问题才有被遏制的可能。 □王琳(学者)